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余淼杰

　　新年伊始，笔者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访谈时曾预测：今年由于消费难以在短期内被拉动起来，而外需仍相对疲软；为“保增长”，中国政府只能靠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初始信者寥寥，但到了五月份，果不其然，随着经济持续走软，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上马一批项目增加投资拉动经济。

　　不过，坊间马上嘘声一片，这以湛江市长亲吻发改委批件事达到高潮（虽说笔者对此事也大有保留）。一时间，认为增加投资拉动经济是逆市场经济行事，是“国进民退”，不利民生，会造成更大经济扭曲，大有众口烁金之势。于是相关部门也马上一改口径，多方解释并无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初衷，只是落实原来的投资方案——当然，该批的还是照批。

　　对此，笔者很不已为然。事实上，何妨再来个“万亿”投资？当然，这里“万亿”是个虚数，不过，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却是必不可少的。不消说，行文至此，网砖势必已成堆，不过，先容我慢慢道来。

　　首先，是“保增长”重要还是“调结构”重要？时下主流的看法是结构调整为纲，为调好结构，增长慢一点也没关系。但什么叫“慢一点”？当年提出守八，并不是一个拍脑袋的数，而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内在要求算出来的。当然，目前经济的基本面与十年前不同了，自然没必要“刻舟求剑”。但如果不再保八的话，那底线是多少，时下可以忍受低于6%或7%的增速吗？中国事，问题多多，但我以为首要的是要保持社会稳定。社会一乱，对谁都没好处。而要保持社会稳定，增长是首要条件。只有把饼做大，就业才能保证。而要促就业，就得保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说“调结构”不重要。没有谁会否认中国现在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存在着大量扭曲，但重要的是，应在“促增长”中“调结构”，而不是原步不动地打太极，也不该牺牲增长调结构。“调结构”的目的应是为了更好地“保增长”并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认同这点的话，时下如何保增长呢？如同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指出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还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着1-2%左右的低增长水平。这样，中国对欧美日的出口将持续走软。对此，笔者以为应“化整为零”，发扬“敲牛皮糖”方法，把出口重点转向新兴工业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这些金砖国家就是个好例子。印尼今年经济也不错，可以是另外一个主要出口目的国。但问题是，如同在苏州等出口大市企业所反映的，短期内对新兴国家的出口增量不足以弥补对发达经济体的下滑程度。换言之，虽然中国的出口总量还会不断上升，但出口对拉动GDP短期内势必有心无力。
　　
　　既然出口这架马车不行，消费行吗？拉动消费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消费。具体地，又可以兵分两路，或者通过提高低收入者补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以期拉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而拉动他们的消费。问题是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太低，收入的小幅增加不足以提高他们的消费，从而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政府出台其他消费减负政策。比如说，家电下乡。对此，我们不妨来算个帐。一台简易型洗衣机一千块，哪怕政府补贴三百块，农民还得出七百块，对于那些连自来水都舍不得用的农民伯伯，谁会舍得去买台洗衣机? 所以这项政策注定无效，真正能拉动内需的，还要靠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换个角度说，如果收入提高了，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到位，即使没有消费政策引导，农民也会增加消费。问题是，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城里没有打工机会，又哪能提高收入呢？对城市居民也一样，社会保障不到位，城市居民就是有钱也不敢消费。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城镇的主要消费来自于收入在前四分之一的人群中，大部分中产者消费是十分有限的。所以，短期用消费来拉动经济是注定不可行的。借用愤青的一句话，用消费来拉动经济无疑是当前最艳丽的“皇帝新装”！

　　还有什么招呢？只有靠投资来拉动内需了，当然，可以用降低收入税、营业税来鼓励民企投资；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因为减税有效的前提是企业有大规模盈利，但在宏观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民企面临很严重的信贷融资约束，部分民企生意都难以为继，又谈何扩大盘面？

　　只剩下一条独木桥了：由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不过马上就碰到两个问题：由谁投？投到哪？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地方上，土地财政基本上已经玩得差不多了，相反中央的财政情况比较充裕，所以应该由中央来唱主角。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大手笔，来个投资“四万亿”， 09 年的四万亿计划其实中央也只负责两万亿不到，现在的情况并没有比当年更糟，所以投资额度似不应超过这个数。再者，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在全球范围内比较还很低；换言之，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有相当空间的。

　　至于说投资要花落谁家？我以为“铁公基”仍应是首选。有人认为现在基础设施是过度投资，这点笔者完全不能同意。美国之所以发达，最基本的一个指标是，任何一个偏僻的村镇都有高速或准高速公路，倒也没听谁说美国的基础设施过度发达。中国经济何时赶上美国，不在于 GDP 何时大于美国，而在于中国何时能建立与美国媲美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媒介。

　　当然在地区分布上应有所轻重，中西部应是重点。可考虑多建一些铁路公路干线，不必有运输能力过剩之虞，事实上中西部地区之所以贫困，还是因为大部分地方产品无法远运外卖，许多时效较强的农产品只能在当地烂掉。“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还在照演着（当然是修改版）。

　　强调一句，投资“铁公基”并不见得会导致产能过剩，相反它可以部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正是因为新上了一批公共设施项目，那些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才能逐渐消化。自然，对这些已严重产能过剩的产业立项要慎之又慎。

　　投资的另外一个重点应是农田水利设施和城市化配套设施。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旱多涝的大国，加强水利设施的意义自不必赘述，毕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而各国经验表明，城镇化与工业化从来都是相得益彰。比如说，没有“七通一平”，又哪能发展园区经济，促进工业发展，吸收大量就业？

　　投资的另外一个大头是扶植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点广东最近开了个好头，一千六百亿的新增投资中一大块就用在扶植新兴产业中去，并力促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所以说，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关键是应在稳增长中调结构。而不是一味强调结构调整忽视经济增长。

　　反对投资拉动的可能最大一个顾虑是会产生“国进民退”的后果。首先，“国进”或“民进”是个长期问题，而刺激投资是个短期对策问题，两者自然不可以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国”不进，“民”就能进吗？最近，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教授一项研究表明，“国字号”主要集中在上游基础行业，而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则以民营为主，如果刺激投资政策能盘活上游行业，则中下游也就是活水了。所以，短期的“国进”是有可能会拉动长期的“民进”，只不过是以时间换空间。

　　还会有担心，基础设施项目的上马应该是谋定而后动，不可头脑一热匆匆上阵。没错，但目前，发改委所批准的项目那个不是“怀胎十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所以不存在这种担心。

　　自然会问，继续刺激会不会引起通胀？会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严重不均？要使积极财政政策生效，相匹配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少不了。所以，会有一定的物价上升。但对此，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去年较高的通胀相当部分是由外部失衡引起的。在今年出口相对疲弱的情况下，外部失衡压力会大为减少，即使通胀，也会控制在 5% 的温和范围之内。

　　是的，当前收入分配已严重不均。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的加剧？可能并没有严格的实证支持。从入世后到 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期，投资拉动并不是政府的主要政策，但基尼系数却是照样有增无减。

　　还有，投资会不会导致中国停滞在“粗放式”增长的阶段？这关键在于投到那里，如果投资能促进产业不断升级，并导致企业核心绩效如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则善莫大焉。也许，考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就在于如何识别、培育这些产业。

　　那么，是否经济一回落就要用政府投资刺激？会不会走过去的老路？我以为，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并无优劣之分。宏观调控的最高境界，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消费促内需作为长期策略没错，但目前不能拔苗助长。什么时候能靠消费？至少得人均收入过一万美元，中国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步入发达国家俱乐部。问题是，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难道不是与他们一味鼓励强调消费有关吗？以美国为例，山姆大叔在 90 年代经济一片繁荣，与其当时大力鼓励投资的政策大有关系。而新世纪经济停滞不前，难道与其过分强调消费无关吗？用高消费来推动经济，美国都玩不起，今天的中国就能杀出一条血路？

　　最后，投资刺激政策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次投资的度该多大？这自然是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需做大量的计量实证分析。但用个简单的“大拇指法则”来估算，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再大幅度升值的话，并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估算的，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速可望在8%以上，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五年后有望达到一万美元，所以笔者以为，在“十三五”期间，用消费来拉动经济才有可能生效。而“十二五”期间，不管喜不喜欢，用投资来拉动消费应是主要的方式。

　　如果一定要对这轮政府投资的度做个估算的话，不妨以广东的1600亿投资做为基数，再考虑广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1/6，这样，全国一万亿应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当然，对不对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