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外界普遍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最显而易见的低成本和借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近年中国成本上升的趋势引起了不少对中国能否保持“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地位的怀疑，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份额受到挤压，某些工厂从中国向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似乎又验证了这种怀疑。加上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关闭在华唯一直属工厂，所有这些喧嚷进一步上扬。

　　固然，我们不可能轻言放弃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我们也不必对耐克、阿迪达斯之辈关闭在华唯一直属厂反应过度，因为这些跨国品牌商主要业务是经营品牌而非制造，产品多数出自代工厂而非寥寥可数的直属工厂。更重要的是，我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源于低成本，而更多地植根于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有的是其他国家永远无法具备的长期优势，有些因素也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期。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降低对所谓“成本优势”的依赖，更多地倚重非价格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杀开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工业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基本建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今日中国内地产业门类之齐全，全世界绝对领先，成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条件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多种商品进出口、生产、国内销售规模为世界之最，巨大的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可观的规模效益，也意味着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有更大几率依托国内市场迅猛成长，中国标准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同行有更大几率成为国际标准。

　　同时，我国有着数量庞大且“品质”优良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普及率成倍增长，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提高。这支有文化、有纪律、勤奋的劳动大军是中国竞争力和创新不竭的源泉。而且在基础设施的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并且还在继续改善，土地公有制、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和财政动员能力又赋予中国更大的能力保持和改善基础设施。

　　此外，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赋予了中国产业额外的竞争力，因为在一个更可预期的环境中，企业规划的风险显然要低得多。尽管越南、印度等后发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被某些人视为其出口制造业面对“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我们也不必以为货币贬值就一定能够赋予一国出口更强的竞争力，因为货币大幅度贬值通常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猛增，不仅直接干扰企业经营，更因为损害居民生活水平而容易引爆更多的工潮。由于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企业常常高度依赖外币融资，资产构成中本币计价比例却要高得多，本币大幅度贬值还会显著恶化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

　　不管我们多么留恋昔日动辄20%、30%的出口年增长率和原来增长模式的辉煌成就，该来的转型考验还是必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