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大批华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国家谋生，被称为“下南洋”。随着当今世界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近年中国制造业“下南洋”也渐成趋势。

　　制造业转移四动力

　　客观来看，这种趋势源于四方面的因素。

　　“转”：中国制造业近年来不断强调提升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聚集地，东部沿海地区正积极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动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如富士康那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这样的例子。但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角度讲，向周边国家转移也是一个重要选项，特别是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更符合雁行转移规律。

　　“逼”：作为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遭遇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事实上，欧美国家制造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完全是为了与中国制造业争夺“饭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追求贸易平衡、压迫人民币升值、争取大选选票等考虑，因此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也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

　　“压”：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加大等原因，中国制造业赚钱更加不易，而上述东南亚国家客观上成为投资洼地。

　　“接”：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在进口设备关税减免、利润汇出等方面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也并不弱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得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项目。目前，中国企业在柬埔寨、越南等国都建立了工业园区，无论对于外资企业“下南洋”还是对于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好的落脚点。

　　倒逼“走出去”战略实施

　　眼下出现的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看似存在着经营主体上的差别，前者多数是外资企业，而后者则是中资企业，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同类项”。事实上，无论是外资企业撤离还是中资企业“走出去”，都是一种以直接投资方式展开的跨国资本转移，其背景也都是国内各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面对上述压力，外资企业的撤离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肯定都有道理，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主动。若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手伸得更长。

　　应当看到，尽管有一部分外资企业转战至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外资企业也必然会遇到产业链条重构的压力。事实上，这些已经或者正在“下南洋”的外资企业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形成了很难完全切割的关系。这些企业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从未来的上下游关系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制造业这个大体系。正是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有必要结合外资的“下南洋”，通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增加对这些外资企业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将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国内企业的“走出去”相结合，促使中国制造业向“离岸”方向发展。

　　对于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现阶段固然要不断加大政策倾斜，体现出对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的进一步倾斜，尽可能留住这些外资项目，但也不能够对其“下南洋”一概持抵触态度，而是要从“追出去”入手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外资企业的“下南洋”与中资企业的“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果真如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也就会更加广阔。

　　本土企业要学会在竞争中成熟起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余年间，由于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经济要素流动障碍逐步消除，廉价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因而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各种产品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增强了产品国际竞争力，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大国崛起的根基。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成为国际分工最集中的转移产品生产地，产品几乎都是代工或附加价值低的，处于分工的低端，因而谈不上是制造业的中心，只不过因人力资源丰富、产品量大而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定位既是被迫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使我国能够参与到世界分工的产业链之中，从而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可是，当劳动力供应短缺，企业出现大面积招工难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面对经营成本上涨，需要提高科技水平促进增长的时候，直面竞争的将是发达国家的产品了，经营难度和竞争激烈程度都将是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

　　国际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发达国家中，德、日等国由于人力资源短缺，不得不大力推进技术进步；而南美诸多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跨越技术进步这一关，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发展节奏非常明显，把握好这个节奏，越过技术进步这一关，难度很大，且同样需要3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是激烈和无情的。我国刚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些变化，条件许可的企业便开始转移，或者迁移回美国，或者迁到东南亚等劳动力价格更低的一些国家。目前虽然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潮流，但动向已经十分清楚了。随着竞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竞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无论企业转型还是激烈竞争都是痛苦的，都会付出巨大代价，这两年来中小企业倒闭率上升就是明证。但转型标志着我国企业素质的提高，竞争可以历练我国企业的成熟。其实，无论是痛苦还是代价都不仅局限于企业，它同样作用于全社会，只不过以冲在第一线的企业倒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减少痛苦和代价，需要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快速转型，转到以提高科学技术素质为基础，进而提高效率的模式上来。这既是企业的成熟，也是全社会的成熟。

　　竞争不能蛮干，要讲究策略。应当营造举国体制，强化危机意识，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要发挥我国不差钱的优势，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选，尽快采用新技术；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使已经成功的高新技术项目向传统产业渗透。例如，我国航天技术在设计理念革新、在新材料研究、在精密仪器制造等方面成果累累，可以在多方面向传统制造业辐射，在人才培养和经济效益方面都会十分可观。（作者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前景展望/：中国市场日臻成熟 吸引外资优势依然存在

　　FDI的下降难道表明中国已经不具备吸引外资的优势了么？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我们依然需要重视跨国公司对中国存在的三大作用：首先，它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发动机之一，它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其次，中国现代企业的建立、现代产业的形成，特别是国际化经济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都和跨国公司的在华发展分不开；最后，它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同盟军，能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国际崛起的市场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利用外资几乎是直线往上走，到现在每年几乎在1000亿美元的水平。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吸收外资不可能永远处于上升趋势。一方面欧美还深陷债务危机，对外投资能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我们的经济放缓，进而对外资的需求下降，同时国内也已积累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因此在项目的选择上，我们对很多外商投资已不再是“来者不拒”。

　　针对目前关于中国吸引外资优势不再、外资企业回流或者转移将成为大趋势的说法，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但中国员工的能力和效率也越来越高，这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配套能力一起，共同使得中国的投资环境仍具较强竞争力。

　　此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高端消费市场的高速发展为外资提供了更多机遇。当前，中国政府正大力鼓励国内消费，许多国际知名企业正跃跃欲试要进入中国。另外，一些跨国企业已不再把中国作为单纯的加工基地，而是当成一个完整的市场来经营。随着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跨国公司不仅不会撤退，还会增加投资，进入程度也会加大。

　　据我们对30家著名跨国公司的跟踪了解，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跨国公司仍然积极布局中国。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华投资，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华战略布局。其中，有的企业将加大对华地区总部或者运营中心的投资；有的企业则加大了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的投资；还有的企业加大了在华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投资。

　　最近我们召开中德企业座谈会纪念中德建交40年。据调查，大众、博世、宝马、巴斯夫等公司都将加大对华投资，增加的总额接近200亿欧元。中国和跨国企业应该站在新的角度进行合作，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不仅存在，而且将愈发增强。不久的将来，撤退的说法将被现实情况所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