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闭中国最后一家工厂后，近日业内又传出阿迪达斯将与其中国300家代工厂终止合作的消息。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珠三角地区调研发现，陷入困境的绝非阿迪下属代工厂，订单主动或被动外流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代工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

　　“现在代工厂的订单大幅减少甚至没有订单，形势比2008年还要严峻。”东莞卓为集团总经理李文凯表示，由于成本上升、订单价格下降，外资品牌的代工厂正面临有订单也不敢接的“断粮”危局。这和以往所说的“倒闭潮”有着根本不同——企业等待经济好转之后复工或者扩大生产规模的愿望恐怕会落空。

　　专家和企业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经济奇迹的珠三角模式正面临挑战，劳动密集型、依赖外来订单的企业必须转型，企业一定要掌握自主营销渠道和产品定价权。很多企业可能由于转型不成功被淘汰出局，这是转型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无米下锅

　　从东莞火车站出来，打车经过大约30多分钟便来到了全球最大的毛织产品集散地大朗镇，当地的毛织贸易中心失去了往日客商人流如织的繁华景象，有些店铺已经关张，还在维持运营的店铺中，有的销售人员对着电脑玩游戏打发时间。

　　兴业针织有限公司是大朗镇毛织品行业中的一家老牌企业。从1987年开始该企业进入纺织行业，开始的时候做内销，由于看到海外市场的机遇，从2003年开始做出口，成为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订单和主要原料来自香港客商，市场面向欧美。企业人数在顶峰时一度达到1200-1300人，如今只剩下500多人。

　　对于经营形势发生的巨变，公司总经理助理廖石文介绍，今年以来，公司的订单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约五成，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差，今年肯定会亏损。客商那里也积压了很多货，情况什么时候会好转现在还看不清楚。

　　廖石文认为，出现当前这一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产品失去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消费者对产品价格更为敏感，只能压低代工厂的出厂价，但国内代工厂的利润已经没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

　　“大量的订单流向了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周边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地。那里的成本是我们这里15年以前的水平，价格上根本没法竞争。”廖石文说。

　　代工厂的利润则已经被“榨干”。据大朗镇有关企业人士介绍，客商向代工厂购买毛衣的价格仅有40元每件，但是拿到欧美去卖价格能够达到300元每件。“客商以前不知道国内加工贸易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知道了以后这部分利润都要让给他们。”

　　“成本没法再降，如果给的工资再压低就更加难招工。以前的工人只要能赚钱，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点没关系，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廖石文介绍，近年来，公司的人工成本平均每年上涨20%，现在工人的工资扣完五险以后是每月3000元，每星期还要休息一天，以前是每月一天。

　　相比于其他单一做来料加工的企业，兴业针织面临的状况“还算是好的”。廖石文说：“由于入不敷出，很多代工厂难以支撑下去，我们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是因为母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输血’。”

　　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董小麟表示，加工贸易企业过分依赖外部订单，忽略了自主品牌、自主渠道、自主技术，当国际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就会面临当前少米甚至无米下锅的情形。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沿海很多做代工的中小企业技术水平很落后，过度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不愿意在技术提升方面进行投入。可是现在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找不到了，这类企业该淘汰就要淘汰。

　　倒闭频现

　　位于大朗镇的卓为集团有限公司感受到了与兴业针织同样的经营压力。

　　金融危机之前，卓为集团订单做不完，还委托其他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生产。但是，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司成本不断上涨，客商压价却越来越厉害。在公司总经理李文凯看来，当前代工厂订单大幅减少主要就是因为无法满足其压价要求。

　　大朗的毛织厂中有一大半做代工，客商会在不同的代工厂之间进行对比，谁的价格更低就把订单让给谁做，而竞争范围并不仅限于珠三角。“订单并不是没有，可是再压低价格接订单无异于‘饮鸩止渴’，同样不会有活路。”李文凯说。

　　海外客商的苛刻正在将代工厂逼入绝境。李文凯从公司开车回家路程中，高速公路两边全是厂房，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厂房2008年以前到晚上11点半才熄灯，现在晚上8点有80%都已经熄灯。”

　　“东莞有大量代工厂倒闭，我身边很多朋友的毛织工厂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有的厂工人甚至有2000-3000人。卓为集团其实也不靠来料加工业务赚钱，毛织业务还在维持是依靠酒店、地产等业务板块的支撑。”李文凯说。

　　李文凯所说的代工厂倒闭并非个案。近日有消息称，阿迪达斯将与其中国代工厂终止合作。这些企业为阿迪达斯生产运动装、T-shirt等已经有十多年，阿迪达斯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陆续和他们解除代工协议。此前阿迪达斯在回应关闭中国工厂时表示不会影响其在中国的300家代工厂，这些代工厂大概有30万工人。

　　在今年6月底玩具行业旺季到来的日子，扛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东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黯然倒闭。这家大型玩具代工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由李嘉诚低价转让给意大利籍美国人艾理泽，当时订单状况依然不错。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小后，公司曾尝试自主研发新产品，但最终仍没有躲过倒闭的命运。

　　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组织生产的广东鞋业正面临新一轮“倒闭潮”。据媒体报道，随着土地资源、人工、原材料、能源、运输、财务成本的增加，制鞋业中小企业利润不断下降。与此同时，7-9月是制鞋业的淡季，如果企业不能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大面积倒闭。

　　叶琨洪是东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综合科科长。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他并不愿意多谈企业倒闭的情况，只是称：“这几年企业生生死死比较正常”。他尤其担忧成本刚性上涨造成的压力，“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不只是对沿海地区，东莞现在做的是尽量延迟产业空心化。”

　　一位来自河南的打工者杜兰成说：“十几年前我和老婆就来到这里，由于厂子倒闭、赚钱越来越难，前两年我老婆就回老家去了。现在年轻人也许还愿意来这里闯一闯，但收入没有吸引力，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人很少。”

　　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表示，一些高度依赖劳动力的企业倒闭数量将会增加。今年中国企业的倒闭率高达8%-10%，正常情况下为3%-5%，这种情况预计在5年内都将会持续。

　　转型之困

　　为应对经营形势发生的变化，卓为集团已经开始着手转型。

　　“公司的经营结构以前是橄榄球型，中间的加工制造比较大，两端的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比较小，没有主动性，现在要调整为哑铃型。制造只保留最核心的工序，其他的外包出去。”李文凯说。

　　据介绍，尽管卓为集团的注册地还在东莞，但生产环节已经进行了转移，请内地一些加工厂代工，其工厂相当于是公司的车间。现在公司做的产品中有80%-90%是由代工企业做的，主要分布在江西、广西、湖南等地。

　　“实施这种前店后厂模式的关键在于企业总部要有获取订单的能力，‘店’要真正在东莞，如果还是依赖客商给的订单，即使生产车间内迁，这条路也行不通。因此，公司开始做品牌并在国外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李文凯认为：“代工企业如果不转型，没有自己的品牌、设计和营销，命运就只能掌握在客商手上。”

　　实际上，早在2010年11月，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海关总署就提出在东莞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工作，提出加快加工贸易企业经营模式转化。

　　叶琨洪介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做法包括来料加工企业转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进料加工企业，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为企业的生产力提升提供服务等。“让来料加工企业转为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厂店结合，让接单、品牌、设计、财务等以前在外的环节进入东莞，让企业在东莞扎根。”

　　然而，转型并没有那么顺利。廖石文说：“大朗的毛织厂里面一大半依然是来料加工企业，兴业针织也没有转。现在市场行情这么低迷，转为进料加工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公司正在考虑拓展国内市场，但是品牌推广有一定难度。”

　　研发的风险也很大，兴业针织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有250万元，但是研发出来的产品客商并不一定认可。“研发团队都是高薪聘请的，但成功的概率只有大概十分之一。如果不能让客商看中，就白设计了。”廖石文对此感到很无奈。

　　李文凯说：“很多企业在实施转型升级，但这条路不好走。公司很早就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因此现在跟客商还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能力。渠道、品牌也很难做，一个品牌做起来，同时会有10-20个倒下去。这对企业耗资很大，没有造血能力根本不敢去碰。”

　　董小麟表示，加工贸易业务可能抑制了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水平提升的动力，2010的经济普查发现，广东企业有科技活动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企业对外方的设备、技术仅仅是满足于使用，没有重视消化吸收，这导致现在的被动局面出现。如果企业不抓紧转型升级，竞争力将越来越小。

　　陈乃醒认为，正是在不得不转型的时候，企业才会真正实施转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一批企业倒闭，企业家、工人乃至全社会都会感受到痛苦，这是转型所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专家建议

　　增加技术投入应对成本上涨

　　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上涨困扰的不只是代工厂，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企业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加大技术投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当前较高的企业倒闭率还将持续。

　　2015年迎来劳动力拐点

　　中国证券报：当前中国很多企业受生产成本上升的困扰，对于未来企业成本走向怎么判断？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成本上升客观存在。一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包括矿产资源、农产品（000061）、土地、能源等。随着资源的不断开采，其价格将越来越高。二是工业规模扩大后劳动力供给相对不那么充裕，引起工资价格上涨，预计2015年国内将迎来劳动力从净增加转向净减少的拐点。

　　有些企业希望通过搬迁到中西部获取廉价劳动力，预期可能会落空。现在交通越来越便捷，劳动力的流动非常方便，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这压低了各地劳动力的价差。中国3亿农村劳动力中，大部分在流动。

　　中国证券报：劳动力方面，除了工资上涨，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也是个问题，有观点提出中国的人口红利盛宴即将终结，您怎么看？

　　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劳动力供给约束导致的企业招工难问题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现在则出现更大范围的招工难，各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据测算，今年劳动力缺口达到18%，去年为15%，这给企业家造成很大痛苦。

　　2005年前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很快，但企业招工很方便、工资也低，企业没有现在这么痛苦。

　　王建：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有1.5亿种地，而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才300多万人。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将有大量的劳动力释放，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就解决了。

　 提升技术水平

　　中国证券报：企业应当如何应对成本上涨和招工难？

　　陈乃醒：企业的出路只有一条，即进行技术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用技术来替代劳动力。

　　如果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提升，中国就有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晋级发达国家，就像拉美国家那样。当然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南美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大公司手里，这些公司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就撤，但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然，提高技术水平光靠企业不行，从政策角度看，当前稳增长应重视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制定一套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并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此外，企业还应从加强管理入手降低成本，如改善劳动组织、工资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改革激励方式、鼓励创新等。

　　强化制造优势也是转型

　　由于接订单、品牌、营销、研发等环节自己都不能掌控，只是进行生产，而制造的优势一旦丧失，代工厂的倒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每一家代工厂如果还想要继续从事代工业务，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制造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看来，中国的代工厂似乎是低端制造的代名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可是，随着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甚至劳动力总供给将出现下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大概是代工厂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阿迪达斯等外资企业将生产环节从中国撤离的原因。

　　可是，回到代工的本意看，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似乎并不一定能挑战代工厂的生存，一方面廉价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另一方面劳动只是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如果代工厂能够把制造做到极致，在某些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品牌商依然会委托其进行生产。

　　因此，代工厂本身并无所谓褒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尽管很多企业没有站在微笑曲线两端，但从发展全过程的角度看，欠发达国家在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必然需要所谓低附加值环节的企业。

　　正如一位企业人士所说，代工厂的产品看起来是贱卖的，但其实就值这个价钱。品牌商看起来赚了很多，但同时支出也很多，并且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价值链上面各个环节的企业其实各有优势，关键是如何维持自身的优势。

　　实际上，代工厂中也有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佼佼者，他们的做法值得其它代工厂借鉴。以富士康为例，为应对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的问题，公司去年就宣布3年投资至少1000亿元，引入100万台机器人（300024），今年其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就将达到30万台。这种通过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投入来减少对于人工需求的做法，明显是对其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由此可见，代工厂的转型并非一定得是不做代工，甚至让别人为自己代工。转型也可以是随着经营形势的不断变化来变革生产方式，保持制造优势。

　　对于很多代工厂而言，制造本身的变革难度并不亚于塑造品牌、提升技术和拓展市场。由于长期做其它企业的生产车间，过分依赖于品牌商提供的技术和设备，一些代工企业已经丧失了变革的能力，一旦被品牌商抛弃，只有死路一条。

　　值得欣喜的是，一些代工厂已经开始着手对其代工业务本身进行变革，如代理国内品牌商的生产，从而避开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跟随订单流向将制造环节搬迁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的产出；往研发、设计环节延伸，增强议价能力和利润空间。

　　或许代工厂的倒闭现象不可避免，但更优秀的企业应当会在这一轮洗牌中脱颖而出，无论他是否还在坚守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