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角度审视美国财政僵局时，一切都似曾相识得令人恐怖。美国已变得非常像欧洲。但我认为，美国的主要问题并非最新一期《经济学家》(Economist)的封面报道所述，无法消除结构性赤字，而是恰恰相反。我担心美国会盲目、草率地推行半自动的紧缩措施——这正是欧洲国家所犯下的错误。问题不在于国家债务的规模（美欧的债务规模都是可控制的），而在于我们用以应对赤字的政策。
 
　　从上周达所成预算协议中的诸多举措来看，未来美国的收入增幅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就是协议共识的全部内容。协议不包括进一步的支出削减——这些削减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成为债务上限协议的内容。2013年美国财政收缩总额将高于英国，但低于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即便如此，这也足以将让美国成为欧洲紧缩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如果说欧元区危机提供了什么最重要教训的话，那必定是当利率达到零区域，以及所有国家同时实施紧缩措施的时候，财政乘数（反映的是紧缩对增长的影响）效应就会变得非常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就财政乘数展开了一场辩论，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丹尼尔•利(Daniel Leigh)最近一篇解释危机期间经济预测为何总是出错的文章，将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很难说今年的财政乘数效应到底有多高，目前各国的乘数效应可能有所不同，但肯定会高于危机前。
 
　　我本来预期财政乘数效应会随着经济回归正常而降低，但目前还未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暂时也不会出现。欧洲在2012年中期开始陷入衰退，而且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可能会持续衰退。最新的美国数据表明，制造业可能已经摆脱衰退，同时就业率也在温和上升。但大规模的财政举措很可能把复苏扼杀在摇篮里。 
 
　　中期前景甚至更为黯淡。这是因为紧缩是持续多年的措施，所带来的冲击不是一次性的，其负面效果只能随时间推移而慢慢消散。我担心的是，紧缩措施可能以温和方式延续更长时间。至少在欧洲已出现这种情况。德国财政部已经在制定2014年紧缩预算计划，来实现宪法规定的预算结构性平衡的目标。欧元区的财政协议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该协议开出的接近于零的结构性赤字解决方案，将迫使所有国家无止境地实施紧缩措施。自动稳定器仍可发挥效用，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如果长期增长下降（正如我预期的那样），结构性赤字将被修正为升高，这需要实行进一步的紧缩。
 
　　在欧洲，“永久性紧缩”主要是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形式出现。在大多数国家，增税余地相对较小。一些可能具有实效的纯粹的结构性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地方政府层面的减支，封堵税收漏洞或者停止补贴。但这些措施很难实施，各国政府发现削减福利支出更是权宜之计——欧洲保守人士谈论“经济改革”时，通常就会建议此类举措。
 
　　在欧洲南部国家，紧缩已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大幅上升。西班牙乐施会(Oxfam)的一篇报告显示，如果不扭转当前政策，西班牙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可能在十年内从27%升至40%。如果这种预测没错的话，我很难看出西班牙何以维持当前的政治进程。

　　欧洲各国政府把自己逼入了紧缩成为默认选项的绝境。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最近表示，预计紧缩将持续至2018年。我将认为这种预测大致适用于北大西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这种环境不适合企业投资，也不适合消费者加大支出。我的结论是，紧缩俱乐部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在几年内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如果美国晋升为这个俱乐部的完全付费会员，那我将预计美国也会是同样局面。
 
　　美欧都陷入这种乱局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政治体系捍卫集体利益变得更加困难——我将把它定义为推行终结衰退的政策，然后大力解决债务危机。一个有着分散决策机制的货币联盟，本来就会出现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当社会未能就经济政策达成广泛共识时，也可以在主权国家层面采取集体行动。就它们各自的病理而言，美国和欧元区变得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