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已开始与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口上升作斗争，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正努力设法控制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上涨，但是他们可能没意识到他们在中国抵抗老龄化的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观察家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中没有退休金或医疗保险的1.85亿人，占人口比例13.7%，而且有世界上最高的法定退休年龄。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老龄化和社保资金缺口，才是为什么中国家庭储蓄率超过30%消费却更少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城市已经有庞大且迅速增长的公共养老和医疗保险计划，并正扩展到农村地区。

　　过去10年中国公共体系的支出有了庞大的增长。因此，公共安全成了中国政府最昂贵的支出之一——包括大量基础设施、住房和国防。 2011年，养老金支出上升至1.28万亿元，而2006年只有4890亿元。虽然这些加上公务员退休金只覆盖了60岁以上的人口的一半，但以目前的增长率，距普遍覆盖已经不远了。

　　缴纳公共养老金的城镇职工(包括农村地区的移民)的数量现在已经超过2.9亿，而农村养老保险也迅速增长。有这么多的人都在缴纳，政府未来的养老金支付迅速增长。中国银行(2.98,0.05,1.71%)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近的一份联合报告估计，到2013年年底，中国的养老金将有2.9万亿美元的缺口(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差距)。到2033年，缺口预计将达到10.9万亿美元，占GDP的38.7%。

　　那么过去10年发生了什么事，使中国这个人均年收入为5000美元(据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也和那些负债累累的工业化国家一样，背上沉重的养老金负担？美、欧、日等贸易伙伴还能继续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平衡其经济？还能指望中国继续扩大消费和进口，而远离过度依赖出口？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于上世纪90年代末，家庭缴纳养老金数额较少。受世界银行[微博]的经济学家和国外养老金专家的敦促，中国政府设立了一种混合的养老金计划：资金一方面来源于雇主，一方面来自个人的强制性账户，后者约占到总比例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还包括商业保险供应商提供的养老金和年金产品)。但是，这种养老设计架构有双重不利影响：首先是导致家庭消费减少，为退休攒钱；与此同时，政府的长期养老金债务迅速上升，因为地方政府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

　　中央政府试图阻止地方政府挪用现行的退休金资产，但只能通过允许地方政府积累更多远期债务作为交换条件。此外，许多地方主管部门对养老金资产必须投资于低利率债券和银行存款非常不满。知道了这些，你就不会对上海2006年的养老金丑闻感到惊讶了，地方行政部门有动力去寻求风险高、收益也高的资产来配置养老金。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学者和官员都认真考虑逐步放松一胎化政策，以及提高退休年龄(目前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或50岁)。

　　但是，这种调整是很困难的，因为事实证明，不想延长工作年限是一个广泛的偏好，而且许多国人也觉得早早退休可以给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如果年纪较大的工人为了自己的晚年继续工作，年轻人就可能会遇到就业方面的更大的困难。

　　那么对于欧洲、美国和亚洲与中国有着贸易关系的经济体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他们应该明白，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一个慢性的财政危机。中国不是希腊，但地方的债务负担是巨大的，就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挪用而导致的养老金债务。

　　正如在美国和欧洲一样，中国的趋势是，地方官员在对待国家养老基金方面，都是满足目前的福利需求，让后代来偿债。中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养老金，高达1500亿美元，虽然有一部分被允许投资股票，但这些资产(其中一些被允许投资于股票)仍然远远补不齐各省市的缺口。

　　随着中国走向全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根据其2010年的社会保险法“)，这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会太大。虽然家庭可能不再需要为大病险缴纳高额保费，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省下来的钱，就得由雇员和企业共同缴纳的强制性账户所承担。换句话说，养老金和医保的全面推广，不会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因为它不会调节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那些期待中国家庭突然爆发出很强消费力的国家该调整外交策略了，非富阶层的中国人还是会省着花，而中国也不可能摆脱出口国的地位。

　　虽然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老龄化趋势上升，且趋势不可避免，但是还来得及做预期的调整。老龄化将抑制和减少家庭消费，这将是中国出口到工业化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找到方法来减少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成本的增长。例如，在美国和中国，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供应商(在中国是独资的)通过收费和其他行政性费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削减这些成本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老龄化政策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但是中国的养老保险政策的影响力将远远超出了国界。外国人应当把注意力从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移开，而应花更长时间关注老龄化，以及老龄化条件下中国政府的政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