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著有《不平等的代价》等作品。

在本次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辩论议题均让我深感担忧：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且1%美国人和其余人群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不仅仅是结果不平等，还包括机会不平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不平等性升至大萧条以前的最高水平，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强劲增长将十分困难；同时，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换取好生活的“美国梦”也在缓慢死亡。

政治家们通常把不平等上升和复苏乏力当作两种相互独立的现象来讨论，但事实上它们是相互缠绕的。不平等会扼杀、束缚和抑制增长。就连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学人》也在10月份指出，不平等性已经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东西已经完全出问题了。在过去40年里，美国的不平等性不断扩大，且经济已经受了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采取任何行动。

之所以说不平等正在阻碍复苏，有四个理由。最直接的理由是，中产阶级过于疲弱，无法支持消费增长，而消费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在2010年，顶层1%的人群占据了93%的收入增长；而中产家庭——最有可能进行消费、而非储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创造了就业的群体——其家庭收入在经通胀调整后反而比1996年还要低。危机前10年的增长是不可维持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底层的80%人群的开销占到他们收入的110%。

第二，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已出现空心化，且这一现象仅在90年代被短暂打破。空心化意味着中产阶级不再有能力对未来投资，包括让自己和小孩接受更多教育，展开或改进业务等。

第三，中产阶级的疲弱状态也使得税收收入减少。特别需要指出，顶层收入人群在避税和获取税收减免上十分在行。不久前达成的协议，虽然使得个人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家庭45万以上者恢复了克林顿时期的边际税率，但仍无助于改变现状。相比于其他收入，华尔街投机回报面临的税率要低得多。税收收入过低意味着政府无法对一些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和健康领域等，而这些对于恢复长期经济力道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与不平等性相关联的，是更频繁和更严重的繁荣/衰退交替周期，而这将使得经济更加动荡和脆弱。虽然说不平等不会直接引发危机，但上世纪20年代的事件绝不是巧合，当时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非常高，以至于最后以大崩盘和大萧条收尾。IMF已经指出，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不过，美国领导人似乎尚未吸取教训。

不平等性的飙升意味着，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条件受限的家庭，他/她就可能永远无法发挥全部潜能。在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富裕国家，孩子们超越父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更高。在美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小孩生活在贫困中——这在发达经济体中是第二糟糕的，甚至落后于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希腊。

我们的社会也在压榨其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曾经，怀抱着寻求更美好生活的梦想，许多海外移民来到美国，而现在，这一梦想正被巨大的收入和财富鸿沟击碎。托克维尔曾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平等主义脉冲是是美国人性格的本质，但如果他知道今天的情况，大概要死不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