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新一届的安倍政权把“经济复苏”放在了所有政策目标的首位，在当天就职演说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所阐述的政治经济纲领中，也透露出他试图探索一个“务实、平衡”的国家治理模式。刚刚结束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也释放了日本政府这种“新型”治理模式正在开始付诸行动的强烈信号，尤其是日本央行首次承诺将通胀目标提至2%，从2014年起无期限的开放式购买资产，直至目标实现。这里，笔者想重点评价一下安倍推出的这套经济复苏战略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安倍将积极推行超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大型的政府财政支出计划，从而为日本经济摆脱通缩的困扰创造有利的内外投资环境。我们可以推测，今后安倍将在以“和”的姿态与中国接近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还会以“拉”的方式去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寻找制衡中国、以适合日本国家利益的那个“度”。因为安倍近来反复强调的就业和生育激励以及社会保障政策，其着力点都在为了恢复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缓和随之而来的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棘手问题。未来安倍极力推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内旨在保持日本企业资金成本的优势，对外则为了维护日元贬值的趋势以确保日本国际竞争力不被欧美国家的货币泛滥所扼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市场将是安倍政权眼中成为日本制造业重新崛起的最佳舞台。

　　 尽管安倍政权意识到TPP（跨太平洋(5.61,-0.08,-1.41%)伙伴关系协议）对美国的利益改善要远远大于日本，其在竞选首相时曾经多次认为加入TPP是对日本农业发展最大的威胁。当然，当选之后，安倍会从“务实”的角度，重新审视TPP的战略意义，用这种以美国主导的亚洲经济的合作新战略来遏制中国经济在亚洲区域的领导力。

　　 其次，福岛灾区重建和新能源战略重构是日本未来提升国内需求而政府不得不大力投资的地方。今天日本政府深感这两大方面的滞后在于人手和资金不足。今后，日本会大量吸引在海外的劳工或放宽对在日留学生的就业条件，同时，会进行大量财政补贴，以提升日本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和降低能源成本，通过大众生活质量改善的内需提高来提升社会大众对未来生活变得更为美好的信心。显而易见，这样做下去日本财政赤字会迅速恶化，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内外投资者都增添了较大的违约风险。为此，日本政府会不断通过提高海外赴日旅游的便捷性和提高消费税的配套方式来平衡财政，以解决日本国内当前税基疲软的格局。中国能否在今后旺盛的富人海外消费的过程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网络，是我们寻求平衡消费能力“流失”所需得到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捷性提高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的消费市场因为我们消费环境的落后而会受到部分的影响。

　　 第三，安倍政权这次施政纲领中特别强调了危机管理。在这次组阁中，他对经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设置了不同的管理部门。希望通过细部的差异化政策来找到日本相对有利的对外经济战略地位。所以，中日两国在岛屿纷争之前所建立起来的民间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被今后的危机管理所改变。比如，日本出于国家安全和制衡中国经济的角度会缩减对中国投资规模，让企业在日本财政政策的扶持下回归本土，同时却会迎合欧美要求开放中国市场的呼声，从而扩大对中国出口规模。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日本国内的就业和税收。

　　 日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泛滥的美元与欧元一起，会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利润，而日元贬值又会抹杀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所以，中国未来的结构调整也要有国际视野，一方面要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含量，同时也要通过货币、汇率和产业政策等相互协调的政策手段，来扶持中国产品和企业投资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否则，我们的就业和税收增长也会被美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