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上海市质检局通报,上海欧霞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50套冬装校服上,有一块宽1厘米装饰镶条含有可分解致癌的芳香胺染料。依据业内人士解释,该物质需与皮肤长期接触之后,才有致癌的可能性。因上海质检抽查发现问题后,已将该批次校服全部扣押,未进入流通环节,故不存在后遗症。
“事情本身并不大,只是‘毒校服’三个字引起了公众的一定恐慌。”数位业内人士和学校负责人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监管环节的疏忽
因印染效果好,且成本低,可分解芳香胺在印染中使用较广,虽然有健康和环保隐患,但为限制使用。《GB18401-2010国家纺织品基本安全规范》中列出了24种可能致癌的可分解芳香胺,限定每公斤纺织品不得高于20mg。
上海官方通报,含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的布料,采购自绍兴柯桥的欧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由于印染程序对环境有较大影响,上海市内此类企业已基本绝迹。即使是绍兴当地,印染企业也在搬迁之中。因此,上海欧霞从绍兴采购了布料之后,只负责缝制。作为原料提供方的上游企业,绍兴欧宏是否向上海欧霞提供了质检证明材料,尚不得而知。
不过,校服生产企业上海欧霞并未向它的下游——上海浦东的21所学校提供完备的质量标识。其长期供货的高行中学负责人曾对媒体承认,与该公司合作的四年中,从未要求对方进行质检。而且,欧霞曾连续三年在质监局的抽检中不合格,也是此次“毒校服”事件之后校方才知道。
依据当下上海通行的校服采购规则,实行“一校一服”,即校方自行决定校服的款式、面料、颜色、价格等。根据官方通报,欧霞时装有限公司长期供货的学校共21家,和该公司一样,均在浦东新区。
因此,采购这一环节的疏忽,是“毒校服”进入校园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为何事发之后,市教委的纪委部门已经出动,对各校的采购程序进行调查。
2011年,上海市质检局和上海市教委曾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及学校(幼儿园)床上用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质技监〔2011〕312号文件),学校应 “要求生产企业、供货方提供质量标识齐全,经过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有质量检验报告的产品”。
因此,即便学校不具备对校服的质检能力,但因未严格按照采购流程,也负有一定的管理疏忽责任。浦东某学校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他所知,很多学校采购校服,往往是“萧规曹随”——以前买谁的就是谁的,或者看周边的学校买谁的就买谁的,结果校服的质检程序往往成为盲点。
从分到统,从统到分
“上海的校服采购经历了大分散,到大集中,再到大分散这么一个循环。”老牌校服生产商,上海健生文教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根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7年以前的状况,与今天非常类似。各校之间并无统一的校服标准,自行采购。1998年上海市教委下发当年第48号文件,对各校的学生服采用“统一设计、生产、订购”的模式。而统一订购的来源,就是作为国企的健生文教旗下,“健生牌”学生服。该品牌在此后8年之中,都是上海校服市场的垄断者,最高拥有市场份额达90%以上。
程根方说,当时全国各地都来上海学习这一模式,反而是上海自己在2005年一举将其否定,又回到1997年“大分散”状况。2005年,上海市物价局与市教委协调,下发《关于本市2005学年学生服价格的复函》。这一文件事实上取代了1998年48号文,沿用至今。
不难想象,48号文造成了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垄断,自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逻辑,也在当年引来颇多非议。
2005年《复函》下发后,上海各校又开始一校一服,自行采购。时至今日,“健生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比10%略高。而类似于欧霞的小企业已成为市场主体,比拼的就是成本和人脉了。
另一个问题是,《复函》也规定了校服的价格上限,最高不超过150元。又是8年过去,该价格却未做变化,而中国的整体物价水准早已今非昔比。程根方坦陈,健生拥有较完整的生产流程,自行完成印染到缝制的大部分工序。即便如此,毛利润也不过10%。
而多如牛毛的中小企业,如欧霞一般,进料即为完成了印染的布料,仅进行缝制一道工序,价格敏感度自然更高。以此,也可以反推质量检测被忽略的问题,因为走一遍质检程序也意味着成本上升。
另一个让质检部门头痛的问题也自然产生:校服制作并无准入门槛,所有的服装公司都可以参与竞争。所以,上海的学校可以向全国服装企业订购校服,只要价格在每套150元以内。但上海的质检部门仅对本地企业有执法权限。
有待改革招标程序
今年1月,上海市人大代表刘震华即在上海市人大上提出《关注校园质量安全,从源头加强监管的议案》。刘震华介绍,该议案的缘起,的确是关注到连续数年上海校服的质检结果不佳。根据上海市质检局的公开数据,2007年以来,上海市校服的抽检合格率从未达到100%,大致在80%至90%之间波动。最惊人的是2012年,抽检合格率仅为48.78%。依据上海市的官方解释,此次抽检将“使用说明”作为主要质量项目进行考核,因此过关率低。
上海市教委已公开宣布,将研究制定校服生产的准入机制,和更为严格的地方标准。不过,回到2005年以前由行政垄断的方式一统天下,可能性并不大。“市场经济当然是讲究竞争的,但竞争得有序吧?”程根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目前可能的选项,是以区或数个学校为单位,统一招标。从此次事件看,一校一服的方式让学校为主体进行质量监控,并不理想。也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招标平台,由其对校服提供厂商鉴定资质。然后,校方再在入围企业中进行筛选。目前,上海市奉贤区即指定了两家企业为区内100多家学校的校服生产商,在这一平台上由学校任选其中之一进行采购。企业发货前,都会将样品送到检测部门进行质检。
但这两家企业的入围并非是通过公开招标,而是行政审批制的结果。也因此,这一模式又引发了对“看得见的手”该在市场经济中伸多长的疑问。
浦东一所学校的校长说,目前学校的食材提供,是由家长委员会代表、学生会代表和校方共同参与,订立细节要求,由符合资质的企业竞标。中标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类似的管理方式,其实各个学校都已经在探索,有些经验是现成的,可以梳理出来,移植到校服采购上。” 这位校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