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而言，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美国“财政悬崖”持续发酵、亚洲内部张力和不稳定性加大的背景下，亚洲经济延续了2012年就已经启动的通货膨胀治理进程，但经济减速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亚洲上空。各经济体内部需求不太稳定，普遍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的突出问题。亚洲竞争力，无论是经济体还是企业，都受到很大影响，这引发了人们对亚洲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断的担忧。

　　但就全球来看，亚洲地区，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依然是全球经济中少有的亮点。亚洲各国内需潜力巨大，资金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除少数发达经济体外，多数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亚洲正逐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亚洲各经济体只有继续增强战略互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团结与协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才能谋求亚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货币大宽松埋下全球通胀隐患

　　2012年，全球经济局势纷繁复杂。欧洲债务危机多次反复、旷日持久，尽管欧洲稳定机制(ESM)已经生效，欧洲银行业联盟也达成初步共识，但这些举措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西班牙银行业问题恶化和欧元区经济整体陷入衰退的负面影响，财政整合的步伐则由于德国和南欧国家之间巨大的分歧而推进缓慢。因此，国际社会认为，欧洲不排除陷入“失去的十年”的可能，欧元区分裂的风险仍然存在。美国经济尽管保持了增长但“财政悬崖”则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QE3)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导致的党派之争和“桑迪”飓风的影响，将使得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金砖国家经济在2012年前8个月大都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的压力。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债危机的升级导致2012年前三季度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普遍下行。其中，中国经济连续7个季度增速下行，第三季度增长了74%，创近年来新低，上半年巴西经济几乎为零增长，远低于前两年经济的增速，印度第二季度增速创近十年来新低，仅为3.94%，俄罗斯的经济增速也都出现下滑趋势。12个新兴经济体与欧美经济体经济增长之差2011年为4.7个百分点，2012年预计为4.3个百分点，2013年将下降到4个百分点以下。

　　2012年下半年，全球货币环境进入宽松第二季时期。通过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一致选择。9月6日，欧洲央行宣布启动OMT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以压低成员国融资成本。9月19日，美联储推出QE3，将0～0.25%利率维持到2015年底。同日，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决定将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从70万亿日元扩大至80万亿日元。10月2日，澳联储降息25个基点，将现金利率从35%下调至25%。与此同时，巴西央行连续十次下调央行基准利率。中国不仅下调基准利率，还通过逆回购释放大量的流动性。印度、韩国和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均通过降低准备金率或利率，减缓经济下行的压力。

　　大肆释放流动性几乎成为各经济体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利剑，但也留下了一个无可回避的后遗症——通货膨胀隐患。全球货币不同程度“竞争性贬值”。美联储推出QE3当天，美元应声而落，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路下滑到6.21元，超过200点。同样，日本宣布增加购债计划后，当天日元兑美元和澳元的汇率分别下跌46和40个基本点。

　　从中长期来看，货币宽松政策必将引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上涨36%，石油价格飙升59%，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导致油价上涨30%。QE3和日本、澳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推升作用在今后一段时间将逐渐显现。总之，只要印钞机成为解决债务问题和稳增长的主要解决方案，通货膨胀就是全球各个经济体必须面对的传染性瘟疫。

　　亚洲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2012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源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而美国经济则复苏乏力。亚洲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势头减弱，也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一些阻力。2012年上半年，整个亚洲地区的实际GDP(年同比)增长率平均为55%(见图11)，虽然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亚洲地区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经济体是日本。日本第三季度GDP环比大幅收缩3.5%，同比由第二季度的3.3%回落至0.1%。日本经济发展，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依赖于靠出口增速拉动，然而当前全球经济放缓，西方国家创新型产业发展带来的技术冲击，使得海外对于日本商品的需求大幅减弱。第三季度日本向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出口增速分别为5.3%、－23%和－8%。基于全球经济的悲观前景和日元汇率升值压力，第四季度日本经济仍处于收缩趋势，2012年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经济体对地区经济增长趋势起到了支撑作用，其增长率仍接近潜在水平，这部分是由于受到公共投资的促进。澳大利亚也相对较好地克服了全球不利因素，特别是与矿业相关的投资出现了强劲增长。与此同时，除日本外，亚洲大部分经济体的信贷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

　　2012年上半年，在经济活动减弱、全球商品价格下滑的背景下，亚洲地区总体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很多经济体都处于适宜区间。从货币政策和融资环境来看，亚洲地区各央行或是保持原有政策利率不变，或是多次下调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态势总体宽松，实际政策利率和贷款利率平均仍低于2008年前150个基点，这对于保持有利于国内需求的环境起到了作用。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尽管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预期的缓慢，但亚洲仍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其增长率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以上。

　　港口货物吞吐量可作为亚洲各大经济体的经济活跃程度和出口的重要指标。2012年，亚洲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发展萎靡不振，部分大型港口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衰退迹象十分明显。尽管在第四季度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实现小幅反弹，但仍无力改变全年疲软的态势。

　　从就业状况来看，全球经济低迷加剧了亚洲地区的失业问题。2012年，中国失业率为4.6%，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印度仅纺织业2012年失业率就达到7%～10%，大约有450万失业者。日本10月份失业率为4.2%，失业人口273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连续4个月上升，创历史新高。国际劳工组织报告认为，尽管目前新加坡、泰国和韩国就业指数好于2011年，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就业状况均比2011年进一步恶化。同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工资和缺乏劳动权益保障所反映的就业质量问题令人担忧，非正规就业占东南亚新增就业岗位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股票市场资本外逃现象缓解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亚洲地区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资本外逃压力，这主要是缘于全球金融形势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急剧紧张的形势。具体而言，短期资本的激烈波动主要来源于股票投资和股权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而亚洲本地债券市场始终吸引着外国投资者，这说明亚洲地区基本面相对较好，但缺少其他可选择的安全的投资工具。从时间序列来看，2012年第一季度，亚洲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吸引的外国资本每月大约为15～20亿美元左右(见图13)，在第二季度急剧下降至净流出接近10亿美元，第三季度随着全球货币的再次宽松，亚洲股票市场的资本外逃现象有所缓解，基本保持了净资本流入的态势。

　　总体而言，亚洲经济不太可能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因为反映经济活动变量的一系列指标近期都出现了恶化，各项经济指标的前景(见表11)都不容乐观。总体而言，亚洲经济增长率继2011年下降之后，预计将在2012年进一步小幅下降至5.4%左右。2013年，亚洲经济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6%左右，这可能主要源于外部需求的不断增强，而整个地区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态势也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日本却是一个明显例外，该国用于重建活动的支出将逐渐减少，这一因素的影响超过了出口带来的提升。较低收入经济体的增长要显著强于太平洋岛国，后者仍面临增强应对全球和地区变动的抵御能力的挑战。不过，如果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全面履行其承诺，那么，宽松的全球货币状况也将给亚洲经济增长上行带来可能。

　　对于亚洲地区而言，中国的硬着陆仍然是一个概率较低但影响较大的风险。作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旦发生硬着陆，必将会对亚洲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在那些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地区供应链联系的经济体，比如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使他们的GDP增长率在四个季度内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亚洲经济增长还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困问题仍是亚洲各经济体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都在0.4以上，印度、阿拉伯世界的西亚经济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仍是制约亚洲部分欠发达经济体发展的瓶颈。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估算，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将耗资8万亿美元，其中，仅印度就需要至少1万亿美元。

　　“政冷经热”成中日关系常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冷经热”几乎成为中日关系的常态。2012年4月以来，中日经贸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作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经济依存度高。两国关系不仅会影响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影响亚洲经济的竞争力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

　　首先，日本经济受到的冲击会更加明显和直接。中国出口中“日本部分”占比逐年下降，由2006年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同期，日本出口中“中国部分”占比却逐年上升，从11%左右上升到近20%。现在，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1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额1946亿美元，占其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高达23.6%；对中国贸易顺差46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GDP的0.8%。同时，日本经过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的份额也很大，约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0%。可见，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大一些(见图14)。另外，日本的许多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均依赖于从中国进口，比如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就高达90%以上。此外，中日关系对日本旅游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长期以来，日本是颇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日本旅游局数据显示，中国赴日游客人均消费是其他国家游客在日消费的两倍，高达16万日元。然而，2012年4月以来，中国旅日游客急剧下降，仅“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多家旅行社取消日本旅行团，航空公司暂停赴日航班，6万多张预订被旅客取消。中日经贸关系遇冷，对日本经济增长、经济竞争力和工业企业生产必将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中国产业受到的贸易冲击也不容忽视。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日本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地位，近几年，中国自日本进口主要为电机、机械、金属／非金属制成品(如特钢等)以及化学制品等，几项合计已经占中国自日本进口总额的近70%。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增加。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63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4亿美元韩国的26亿美元和德国的11亿美元。目前，日本在华企业大约2万家，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中国就业人数近1000万。随着中国综合生产成本的上升，部分企业已经逐渐将投资重心转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经济体，而中日非经济领域的争端则加剧了这一进程。

　　最后，中日关系还影响到亚洲和全球生产供应链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亚洲供应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亚洲各经济体大多没有专攻生产某些种类的成品，而是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并且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垂直整合关系，并整合为东亚特有的亚洲工厂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国和日本扮演着重要的中间品的供应国角色。如果各环节协调一致，这种国际化分工和专业生产模式能够有效地提供生产品，为全球经济贸易作出贡献。而如果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将会导致日本中间产品供应下降，中国作为亚洲供应链的核心制造环节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属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贸易拓展的空间较大。加强贸易合作、实现自由贸易符合三国共同发展的要求与利益。因此，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不仅会影响亚洲贸易一体化进程，也会影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推进，同时，还将影响整个亚洲地区在金融领域、跨境资本流动、物流、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合作，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