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过程正变得越来越有流动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努力已从降低成本差价，转变成人才、资源和能源的全球竞争

　　制造业到底是朝阳新生，还是夕阳迟暮？

　　过去十年，全球制造业经历了跌宕起伏：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0%降到2010年的16%；这期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晋级为全球制造业明星；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则经历了制造业就业骤然垂落的过程。

　　变化在近几年悄然出现，发达经济体迎来制造业新一轮复兴迹象。

　　英国制造业协会称，英国制造商们不断把部分生产业务迁回本土，2011年相关调查显示，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英国制造商有七分之一。通用电气等美国企业则高调宣称，外包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基本过时。

　　媒体热衷于辩论“中国制造”还是“美国制造”，其背后焦点是：全球制造业正在搭建某种复兴台架，谁会上台引舞仍充满变数。

　　如何把握其中变数，成为经济研究和管理咨询机构的热门话题，麦肯锡公司的一些研究报告和分析预测因屡屡兑现而备受重视。

　　加拿大人鲍达民(Dominic Barton)高大而谦恭，1986年他加入麦肯锡多伦多分公司，专注于金融部门改革、公共和私营部门治理以及企业全球化，帮助各种本土和地区性企业和组织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企业和组织。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鲍达民指出，制造业回流是企业基于灵活性的考虑，但回流企业有可能再搬走，今后企业搬迁频率会增加。

　　而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在大规模就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它仍会为出口、创新和生产力增长做出巨大贡献，这仍是决定一个经济体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回流与灵活性

　　《财经》：中国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中国的制造商不得不部分采用机器取代工人或进行产业转移，媒体则大谈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怎么解读这些现象？

　　鲍达民：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很快，一些资料显示每年上升10%以上。对此不同行业会有不同反应：资本和创新密集型的产业，如汽车业，可能向自动化方向转型，随着消费市场成熟，这一转型也会改善这些行业产品的质量。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比如服装业，可能不会在自动化方面投入多少精力，企业可能去寻找下一个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还有一些分布于特定地区的产业，如食品行业，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这些行业不会有大的改变。

　　《财经》：如果创新密集型产业迁回发达经济体，而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成本更低的亚洲和非洲地区，中国制造业会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制造业的一些优势怎样体现出来？

　　鲍达民：这需要区别看待。一些产业会因为邻近效应而获得本土优势，比如某一地区有大量食品加工企业，它们在当地发展要比走出国门更具优势，因为企业需要考虑食品安全、新鲜度以及所有相关问题。

　　汽车业会变得越来越本土化。宝马和大众均在中国设立了工厂、研发和设计中心，因为中国对它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市场，考虑当地消费者的兴趣差异，有必要在中国直接生产。

　　汽车和食品业拥有强大的客户或消费群体，会是制造业依附本地的核心。更为专业化的医疗、制药和航空业则趋向于集中，它们可能因研发而去美国、德国或法国。

　　每个国家有不同种类的民用飞机或许毫无意义，飞机制造是一个需要有国际规模的产业。这些专业化行业的公司，可以借此扩大全球销售网络。

　　中国需要通过本土制造业来满足自身需求，在德国生产汽车然后大规模运到中国可能行不通，这存在物流成本、就近性和设计等问题。中国有巨大市场规模，我不担心，我更担心欧洲。

　　《财经》：有些跨国企业，如诺基亚[微博]和西门子，将其全球研发中心搬到中国。这在其产业价值链组成上意味着什么？

　　鲍达民：研发、生产和价值链组成之间的关系复杂。在半导体行业，大部分创新出现在制造过程中，因此研发转移也会导致生产转移，但对汽车和机械行业来说，企业仍按部就班地维持其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的全球网络。

　　对后者而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可能并不代表有其他的变化——尤其对于那些已在本国拥有主要工厂的企业，它们会在那里开展大部分创新和标准化工作，然后推广至世界其他工厂。

　　《财经》：一些制造业从中国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有加快势头，这是暂时现象吗？

　　鲍达民：这些制造业回流首先是基于灵活性考虑，灵活性已成为企业强大的战略性武器。

　　20年前，企业在某地设厂，就会一待数年。现在必须变得灵活，有搬迁业务模块的能力。回流也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它们有可能随后再搬走，今后企业搬迁频率会增加。

　　《财经》：放在制造业发展全球背景下，企业搬迁频率增加意味着什么？

　　鲍达民：由于经济的波动性，企业不得不变得更加敏捷和灵活。汽车制造业如今思考的不是“在一处建厂进行全部生产制造”，而是把组件细化由三个分成十个，从而可以将制造业迁到汇率更低、能源成本更低和有更多优惠政策的地区。

　　企业业务模块化的程度将提升，以变得更灵活。但是，灵活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

　　资本至今是最容易流动的要素，我们也逐渐发现，之前很难转移的制造过程，也在变得越来越有流动性，因为企业将之细化了。

　　流动性最差的，可能是大规模的劳动力了。

　　即便如此，优秀或核心员工的转移也在发生，我在巴黎见到多名CEO时，问他们的总部在哪，他们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有意义，因为高管们并不都在一个地方工作。

　　这就是全球化和灵活性的存在，企业搬迁资源已成为可能。

　　制造业的一个趋势就是，人们不再强调“大稳定”和供应链效率，更加关注供应链的灵活性、风险和不确定性。

　　能源与竞争

　　《财经》：美国总统等政经要人大谈重振美国制造，美国制造业真的在复苏吗？

　　鲍达民：引领美国制造业复苏的行业相对较少。自2010年1月以来，美国新增5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中，四大关联行业——汽车、机械、原生金属和金属制品行业贡献了35%的岗位，推动就业增长率上升75%。就政策支持而言，尤其是汽车业，这些政策至少在过去两年是成功的。而其他针对技能发展和创新的制造业政策，则需要更长时间才可能发挥作用。

　　《财经》：你似乎不太买“美国制造业复苏”的账？

　　鲍达民：我确信，美国会出现某种制造业的复苏。

　　主要原因是美国能源成本的改变，页岩气影响深远。美国放宽管制和促进制造业增长的政策，与能源问题相比只会相形见绌。美国制造业回流最大的推手，正是能源成本明显下降。

　　最重大的变革莫过于美国页岩气成功开采。它令欧洲企业震惊，有欧洲化工厂和钢铁厂因为能源成本而搬往美国，我相信其他制造业也会加入，因为美国有巨大市场。

　　能源成本占附加成本的比例，要比劳动力所占比例更大。这必须引起中国注意，一些中国制造业将会在美国出现，这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差异，而是能源成本差异。

　　《财经》：这样的格局转换，是否仍然有变数？

　　鲍达民：有意思的是，中国也探明有丰富的页岩气，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水来开采。

　　受负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欧洲，它们的能源成本非常高，又处于债务危机中，在努力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高能源成本会给它们带来伤害，除非它们都可以开采页岩气。

　　《财经》：全球化进一步，制造业的竞争是更分散还是更集中？

　　鲍达民：各经济体会继续为吸引制造业投资而展开竞争，主要围绕几个因素——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本、需求的邻近性、运输和物流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和资源在内的非劳动力投入以及投资和法规环境。随着因素成本变化，一个经济体完全有可能因为在一个或多个因素方面获得竞争力，从而吸引到新的制造业投资。

　　很大一部分全球制造业本质上是“区域性”的，如食品和金属制品这类贸易量不大的行业。

　　《财经》：经济发展的大轨迹是由农业化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信息产业时代，制造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鲍达民：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在大规模就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它仍为出口、创新和生产力增长做出巨大贡献，而这些是决定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财经》：制造业的作用会小到什么程度？

　　鲍达民：人们不会摒弃制造业。大量的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端制造业，一个经济体如果不加入其中，可能就会出局。因此，新加坡总会让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保持一定比例。

　　制造业新脉动

　　《财经》：美国政府层面的努力志在提高技术，在美国制造业的进一步提升或欧洲摆脱危机过程中，与制造业相关的技术会发挥多大作用？

　　鲍达民：技术作用非常大。在英国曼彻斯特开发的石墨烯由单层碳原子组成，但非常强大，可能取代硅晶圆。目前英国剑桥或法国正在开发的这种生物技术，会催生一系列新产业，这些产业都是技术驱动的。

　　医疗以及与生物技术、基因排序有关的行业将成为很大的产业。医疗是一个庞大的全球性产业，每年规模7万亿美元左右。如今，技术能够催生我们闻所未闻的新业务和新需求。

　　鉴于老龄化问题和目前情况，中国很多新产业将集中在生物/医疗领域。技术正从初期的概念炒作向实实在在、丰富而又连续的创新转变，这涉及材料、机器人和其他生产技术、大型数据处理/分析以及新的业务模式。

　　《财经》：制造业与创新唇齿相依，怎样定义“高端制造业”？

　　鲍达民：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创新密集型制造业，如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等涉及全球技术的创新，汽车、航空、机械等针对本地市场的全球创新，以及与纳米技术和添加剂制造相关的新兴技术。

　　《财经》：高端制造业回归必然带来新的工业革命吗？

　　鲍达民：是的，在某些方面。从工业革命角度看，我担心的是技术正在取代就业机会。现在去机场，哪怕与五年前对比，你会发现并不用与人打交道——在一体机那里拿登机牌，然后用扫描仪确认。显然，技术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且使其变得更高效。

　　按目前发展，技术在带来增长和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隧道中的光》(The Lights in the Tunnel)的作者预测，未来会出现大量GDP增长，却不会带来工作岗位增加。

　　劳动力何去何从？人们曾担心这将拉大贫富差距。这本书预测，到时会有技术专家和给专家提供按摩服务的工人。中产阶级将会消失。这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转化有点类似，鉴于技术高速发展，世界或许发生另一场类似革命。

　　看看谷歌[微博]、Facebook和雅虎这些创造了巨额市值的创新型公司，它们带来的工作机会少得可怜。因此，18岁才能上大学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将接受终身制教育。

　　《财经》：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各国政府都在着力解决失业问题，似乎企业对政府的制造业政策依赖性更强了？

　　鲍达民：这是一个变化趋势，制造业的政策从对市场、效率和自由主义的信任而放宽管制，转化为重新管制、更多政府干预的过程。

　　各国央行已将更多精力放在刺激就业上，而不是管理通胀，政府不会负责所有就业，但会投入更多精力保护当地就业机会，并通过政策鼓励为他们所看好的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干预，可能催生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为创造就业，越来越多地市，甚至国家会努力吸引更多投资，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西方国家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这越来越普遍。

　　《财经》：制造业和服务业会相互替代吗？

　　鲍达民：二者在发生融合。飞机引擎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很多钱并没有投在引擎制造方面，而是花在了引擎维护、修理和性能监测等方面。

　　制造业产品周围有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包括如何确保其正常运行、如何改善性能等。制造业四周也有大量商业服务。今后，人们可能在飞机引擎上支付两成的钱，但为飞机的终身服务支付十成的钱。

　　《财经》：制造业曾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如今制造业扮演的角色已经改变，你刚才阐述了一些制造业变化趋势，还有其他重要因素需要引起关注吗？

　　鲍达民：全球制造业的未来将出现一些大趋势：

　　在需求方面，许多国家将从新兴经济高增长、低规模的制造业需求，转到真正的全球需求，支撑这一需求的动力，来源于消费水平和收入不断增长以及需求碎片化。今后人们对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更大，人们需求的专业化导致了产品的细化。

　　在要素投入方面，制造业从降低全球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差价的努力，转变对人才、资源和能源的全球竞争；同时，制造业竞争的中心，从与低成本的新兴经济实体竞争，转变为研发、生产和市场准入的全球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