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其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没有国家能置身于危机之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不管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没能幸免，尤其是作为发达国家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受打击最大。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加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于危机之外。这就注定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说，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银行和公共部门的财务危机，也是社会和政治危机。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就业，发达国家出现长期无就业群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为大量年轻人创造体面就业的挑战。

　　美国经济分析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表示，为了挽救受到冲击的银行，欧盟国家采取了救助措施，导致国家债务水平高涨。欧盟国家需要好几年时间来紧缩财政，降低债务水平，然后经济复苏才会开始。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影响，外部市场需求疲弱，出口疲软长期化，导致经济增长遇到较为严峻的外部挑战。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部主任费迪南德•菲希特纳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市场比从前更加谨慎和小心，特别是在跨国投资领域。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力度减弱，对于中国等发展迅速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危机后遗症加大各国宏观管理难度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缺陷。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消费和负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均不可持续，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发展更是偏离了方向。危机后，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但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性，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再平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需加快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和机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宗良说，面对危机，美欧日等纷纷出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连续多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为减轻危机冲击发挥了作用，但也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财政政策的运用不当使一些国家政府债务高企，违约风险不断上升。根据IMF统计，2012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上升到1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财政政策的捉襟见肘，促使其推出多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而且规模日益扩大。这虽然改善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也造成了全球货币总量膨胀，催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隐患，加大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甚至埋下未来金融危机的隐患。

　　英国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风险管理教授菲利普•布斯说，欧洲国家需要降低政府开支、降低税收及大幅放松监管，此外还需要彻底改革欧元区，否则，欧元区国家将面临经济增长长期过缓的局面。

　　南非金山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者科菲•库阿库认为，虽然全球经济显露恢复迹象，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甚至出现增长好兆头，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仍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国际经济运行机制仍需调整

　　“环球透视”首席经济学家纳瑞曼•贝尔拉夫什表示，许多国家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不改革可能遭受长时间的经济低迷。

　　李向阳说，从危机的形成机制看，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运行机制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迄今为止，对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远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克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既需要各国改革其内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调整国际经济的运行机制。

　　宗良认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台了相应政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缓解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全球的调整、变革，中国还需要进行主动调整。危机表明，各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优势和不足，照搬某种发展模式是不行的，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中国应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和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同时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应对来自全球的风险和挑战，争取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