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今年稍晚开始将会放缓量化宽松政策，至明年完全结束，首次公开表态并提QE退出的时间表。

　　国际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激烈的：QE酝酿退出导致国际金、银等期、现货价格均再度出现悬崖跳水式下跌，国际金价6月20日重挫超过5%，破位1300点大关，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金价下跌使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决定将黄金期货交易初始保证金比例上调25%。与此同时，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

　　QE退出的时节安排显示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的自信，国内就业形势持续好转、房地产市场回暖、企业经营现金流回升等核心指标均在反复中趋势固化，经济数据支撑其决策信心。犹如QE登场对应金融危机救赎布局，经济复苏前景与QE酝酿退出显示了美国正在从2008年重大金融危机冲击中“突围”而出。

　　目前看来，全球流动性盛宴正在宣告结束。而QE退出由预期渐次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机”与“危”的并存。有利的方面在于：国际流动性收缩带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将使外部输入型通胀压力缓解；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减轻，缓解汇率上升与国内劳动成本增长“共振”给出口部门造成的压力；年初以来，国内货币政策趋向中性，QE退出恰好与国内政策进行正向的节拍联动，可以避免内外部方向不一致带来的政策效果折扣。这些方面显然都可视为国内政策调整之“机”。

　　不利的因素为：国内经济与美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美国处于复苏期，而中国是增速放缓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美国因势利导，其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向的共振节拍掌握可圈可点，以雷曼兄弟的倒掉及“两房”重组为代表，房地产、投行等微观企业主体的深度下滑，给市场“自发出清”提供了机会，经济其后从谷底反复振荡爬行，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可以视为处在新周期的上升阶段，美国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已得到了修补，宽松政策的结束属于应时之举。

　　反观国内却不相同，在金融危机时期，我们为防止经济下滑实行的经济刺激，引发企业杠杆率持续上升，但流动性宽松与市场活力并不匹配，比如企业经营形势难以好转，业绩增速下滑趋势无法扭转，就业形势持续难振，企业经营现金流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社会融资总量的高速增长和实体经济的低迷完全不符。经济层面的表现与地方政府负债率攀升、行业准入等垄断壁垒无法打破等制度问题纠结与交织。这使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目标更多着重于稳增长、促转型，而不仅仅只着眼于经济复苏。

　　同时，QE收缩导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可能是QE退出冲击国内资本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不利局面；与货币政策操作相伴随，美国近年加强了宏观与实体经济层面的政策调整，其着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欧自由贸易协定(TTIP)试图新设贸易“门槛”与标准，可能对现行的世界性贸易组织与规则构成冲击，将可能成为相伴QE退出引发国际间的贸易摩擦等方面。

　　总之，QE退出对中国的影响是“危”、“机”并存，且不论是“危”还“机”，本质上都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和经济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