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支柱，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以及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些数据在不到25年前达到超过65%的历史峰值后，却持续大幅下降。其他国家的崛起使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在近代史上还属首次。

　　作为新势力中的佼佼者，中国已然成为了贸易与经济的超级大国，却没有对全球秩序和国际体系提出任何的修正。然而，以史为鉴，守成大国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制衡甚至是试图遏制新兴大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官方谈判的声明可在这一背景下审视。该贸易联盟可以使主权债务缠身的欧洲经济以及滞后的美国经济恢复生气，但也可以作为带有明确战略需求的工具，旨在制衡中国急速崛起的地缘经济。因此很多西方媒体都将此声明描述为构建“经济北约”的决定。

　　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基于经济与商业的商务伙伴关系。把中国排除在外以及不促进经济互相依存的举措都应被谨慎对待，且必须尽可能的透明与开放。关于“经济北约”的任何误解都可能会导致报复行为和贸易战。在现下全球经济非常脆弱的时期，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不可取的。

　　该协议的经济学原理

　　考虑到欧洲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与无力，诸多有力论据支持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欧盟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可能会刺激出口并产生净经济效益；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会从每年增长0.3%上涨到0.5%，而美国则会从1.0%上涨到1.3%；同时将会新增约200万个工作岗位。有若干措施将会使落实以上内容成为可能。

　　如今，美国与欧盟双边关税普遍偏低。但是这些关税依旧会对涉及大量中间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公司产生严重的扭曲作用。撤销这些关税以及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将会通过使欧美产品更为实惠为欧美公司增添竞争力。这些欧美公司正在面对着来自亚洲新星日益激烈的竞争。

　　除去零关税的正面回报，消除非关税壁垒对于跨大西洋经济也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为了实现消除壁垒，欧盟与美国需要协调其管理制度并调整许可证审批程序。本质上，这会要求官员与管制机构的协作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如果壁垒确实消除，那么跨大西洋市场的规模能够使欧盟与美国在国际贸易组织(WTO)中具有强大优势。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力量要求较小经济体以美欧模式为基础对自身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更多经济收益很快将会显现。

　　潜在不利方面

　　有些因素可能会破坏或有损于这一协议。例如，特殊利益和游说通过阻碍自由化对自由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自由贸易所得的利益通常会遍及庞大的消费者和制造者群体，而损失则由更为有限的组织承担，因此人均损失也更为严重。受到损失的少数群体有强烈动机进行有力游说，反对自由化。

　　至于对美欧协定的直接影响，近期一份报告指出，继美国之后，欧盟已成为吸引游说组织的又一目的地。就这一点来看，该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

　　政治上，对于该协议适用的广泛程度在欧盟内部还未达成明确共识。

　　2012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关于欧洲的讲话中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农业将会是最难达成一致的议题。法国农民对于农业部门的自由化高度敏感。考虑到法国总统奥朗德民意跌至最低点，法国极不可能推进该协定中的农业改革。

　　此外，欧盟并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各国与美国的贸易方式迥异不同。比如，德国、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挪威、瑞典和丹麦）都强烈支持该提议，而法国则并不热心。有关于监管和许可证审批的任何协议都将需要各文化的趋同共存。

　　有关投资的协议也可能会是推行美欧协定的障碍。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都发生在跨大西洋地区，且欧盟与美国都信任稳定性和对于投资者的合法保护，这也是欧盟与美国各自法律框架所促进的内容。然而，正如近日欧洲对于金融交易税，即托宾税(Tobin tax)的支持所示，在涉及金融机构时欧盟显然是比美国更为小心。很多欧洲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都担心跨国公司权力增加以致取代国家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随意采用利益最大化原则。

　　所有这些因素视中国的对策为无物或认为其作用有限。但是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影响该协定。中国既有资金也有网络可以直接与欧洲各国进行商业交往，并且中国至少可以尝试拖延该协定。的确，中国已与冰岛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并与瑞士签署了初步协议。

　　意识形态差异

　　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处于衰退之中是由于其精英缺乏战略眼光。然而，奥巴马对于大西洋以及太平洋的贸易策略则是大经济战略的缩影。《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大卫•伊格内修(David Ignatius)将这一策略描述为以创建“全球贸易体系”为目标。由于中国拥有急速增长的经济与非西方的政治体系，很多西方专家认为这一策略至关重要。

　　2008年在华尔街崩溃之后，很多西方人预测中国的经济也将出现猛烈下跌。然而，中国经济与其主要参与者大型国企证实了中国对于“大衰退”的抵抗力。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至个位数，但据预测，以GDP计算中国经济将于2018年至2025年成为世界之最。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政治体系的非西方大国将会胜过民主的西方国家（欧盟与美国）。

　　在这方面，奥巴马的贸易政策可能会被用于要求中国近一步开放其拥有超过十亿消费者的庞大经济。如果美国能够同时促进跨太平洋与跨大西洋的协定，那么中国将不得不加快开放的脚步、限制国家补贴以及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这类事情也曾发生过。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十年。决定中国是够成功参与其中的因素是这些协议对中国未来的会员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透明和开放的。

　　该协定的地缘经济风险

　　从历史角度来看，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即将重新分配力量之时，大多时候都会爆发冲突。但是在1994年，美国选择不把中国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视中国为伙伴，这是由于敌意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进而导致另一场冷战。

　　美国所选择的战略是既与中国接触又抑制中国。美国认为，一旦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货物贸易则会带来观念的贸易与中国的民主化。而经验主义证据显示出民主国家间鲜有争斗。

　　然而，美国认识到，只有美国依然是经济大国（以GDP计算）且能够比中国投入更多军费，其在亚洲的军事牵制才会有可能实现。东南亚在地理上临近中国，这使中国在国防上的每一分花费都更有价值。因此，经济力量被视为拥有强大军队的必要条件。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家无法享有高度安全。

　　这并不意味着美欧协定必然就是经济上的北约，要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是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这需要中国开放其不透明且暗箱操作的国有企业，从长远来看这会有益于中国。然而，其融入过程应得到谨慎处理。

　　中国确实具有经济影响力可以平衡美欧的任何协议。但经济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会有碍于全球经济复苏，且必然会对发达与新兴经济体造成伤害。

　　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目前，欧盟、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未来紧密相联且平稳的国际体系依靠的是这三大经济体形成紧密结合且非排他性的三角经济关系。欧盟致力于促进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组成经济联盟，这一努力是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而且应作为21世纪如何运行贸易与商业的例证。

　　在政治领域，中国管理体系依旧与西方政体迥然不同。然而，正如麻省理工大学的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所述，中国已经采取的改革规模能够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是较法国大革命更为体系且和平的版本。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由一人领导的政体转变成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共享领导体系，由择优挑选的贤能人士共享领导权。

　　西方国家不应视中国的政治范式为自身政治前景的威胁。并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作为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与14亿人口的文明，中国太过于独特，以至于无法成为他国的范例。中国领导已多次表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历史与文化，自由选择政治体系而不受他国干涉。

　　现在正是中国、欧盟和美国在不构建贸易子协议的情况下促进更深更广经济一体化的时机。与此同时，这三方应为发展更紧密关系打下基础，并共同处理全球事务，例如全球变暖、金融稳定以及恐怖主义，单一国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此文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作者简介：史志钦，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作为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教授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欧关系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