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辉煌的“早熟”之后为何没有驶出前工业化的历史三峡，进入到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制造业阶段，从而在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和产业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热议而未决的话题。

　　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停滞的国内市场或许是致命的短板之一，然而长期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应该足以抵消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中国商人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也应该能为制造业提供足够的资本，令其获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

　　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人口过剩导致劳力节约型技术付之阙如这一传统解释之外，小自耕农在有清一代的全面崛起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维度：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小自耕农经济能够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商品化水平，为出口生产商品。然而，在生产单位的细微化过程中，口粮的种植与商品作物的种植是结合在一起的，专门化的收入无法排挤掉其他农作物，中华农业帝国未能再进一步形成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扩大。当此一农业生产体系趋向稳固时，只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革新留存下来，而那些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的革新被搁置一旁。

　　在19世纪的中国，小生产单位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终于成为对世界市场进行有力回应的障碍，拥有巨额资本的中国商人也鲜有成为实业家。资本主义的漫长萌芽终究未能开花结果。

　　停滞的国内市场

　　晚期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是国内市场的潜力。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19世纪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超过10万。

　　英国经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认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对比这四项标准可知，中国的市场主要靠规模取胜，即通过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但却始终没有出现人均收入增加，更缺乏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的转移，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

　　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而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农民，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与市场几乎绝缘。

　　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在自己家中”的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高估其国内市场的潜力，而又倾向于低估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活力。事实上，相对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和开拓一直呈波浪形发展的势头，甚至在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商人的贸易利润仍在自然增长中。

　　中国在东南亚的贸易，自唐朝以来就以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的形式存在。7世纪时，丝、织锦和薄纱是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货物。到了宋代，丝绸、瓷器与铁器在出口品中并列为大宗。元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官方接触日益频繁，与这些地方的贸易也出现明显扩展。中国出口丝绸、瓷器、铜钱、铁锅、漆器等许多产品，进口品则以胡椒为主。虽然囿于统计资料的匮乏，贸易的出口量难以精确估算，但是专以抢夺中国商人为生的海盗集团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总量的巨大。

　　有明一代，在朝贡贸易继续扩大的同时，政府加强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控制。其结果是海盗贸易集团的勃兴和为规避明朝禁制而作为离岸交易市场出现的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崛起。海盗的迅速扩展，反映了东亚海上贸易量和利润的增加，而东南亚商业中心的发展，则便捷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太平洋贸易圈的进入。

　　无论是面对东南亚的“小兄弟”，还是远道而来的“外来户”， 此时的中国均以“工业制成品大国”的面目出现，帆船从中国来到马六甲，带来大量的丝绸、糖、瓷器、铜器、铁器、樟脑、硫磺、明矾和硝石等制成品，回航的压舱物则主要为胡椒、檀香、丁香、象牙等初级产品。大量白银的涌入，如同数个世纪后巨额的美元汇储，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威力。

　　清初的禁海和荷兰人抢占东南亚贸易中心导致的贸易格局调整令中国的外贸出现了短暂的萎缩，但随着1683年台湾的回归中国海外贸易又出现空前的繁荣。台湾的回归一方面令海禁得以解除，另一方面导致郑氏集团于明末形成的对海外贸易的垄断被打破，这令许多新的海商得以参与到海外贸易中来。此时，由于英国人的加入，自大西洋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洋贸易圈也日臻成熟，中国的出口品适逢一个成倍放大的美丽新世界，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1757年，广州对外贸易的总量已是世纪初的5倍。此时的中国，不仅延续了“中国制造”的魅力，还一度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国。18世纪80年代，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江苏和浙江不再满足于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出口棉花至广东，转而致力于加工出口自己的棉布。江苏松江府出产的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作“南京布”的棉布行销一时，消耗了江南大部分此前盈余的原棉，造成出售到广东棉花的短缺。从孟买和苏拉特进口的原棉解决了广东的燃眉之急，虽然质量略次于江南地区，但可以满足广东手工纺织和生产低支数棉纱的需求。此外，印度棉花还享有价格优势，与江南原棉相比，印度棉花每担便宜一两白银。一直到1823年，原棉是印度对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价值大于鸦片——1785年至1833年间，每年平均约2700万公斤的棉从印度输入广东。

　　与先入为主的历史印象相反，19世纪初期大批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抵达，没有导致中国商人的突然崩溃。相反，中华文明圈所体现出的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令中国商人继续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即使在那些中国人迟于西方人到达的新兴港口，中国商人的处境也比英国和美国商人要好，经常能够较迅速地、价格较好地卖出他们的商品：在1833年至1834年的新加坡，中国贸易的总值既大于英国，也大于英属印度。

　　事实充分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早已长期参与世界市场，生产和出口以中国劳力和中国技术制造的商品。遗憾的是，对外贸易方面的经久优势和世界市场的持续需求未能启动一系列专业化的发展和工业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始终“在自己家里”(流通领域)，而未能登堂入室进入“别人家里”(生产领域)。

　　小农国度

　　在伊懋可看来，“与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段相比，此时(鸦片战争前3个世纪)的工业技术进步都显得较小”。人口过剩是一个现成的解释，主流学界倾向于认为，直到12世纪还存在新农具的发明潮流，“这些设备的特色是节省劳工”，而到了12世纪末，发明的趋势已走到尽头。

　　最新的资料则表明，直到中华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设备仍在继续被发明着，但主要是适应小农副业生产模式。问题出现在社会组织领域，而非技术领域。

　　根据赵冈的研究，直到18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纺棉的技术水平与世界任何地方相比都是较高的。早在14世纪，有着32个纺锤的大纺车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该设备包含了“珍妮纺纱机”的许多基本特质，稍加改良，就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纺纱机。但事实上它的改造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内地，当时来自沿海和国外的棉纱供应均告中断，对棉纱的需求使得人们突然对这样的乡村“古董”发生了兴趣，改造后出人意表的使用效果表明，600多年前的发明其实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临界点。

　　多纺锤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很多人共同操作，有规则的监督和协作是必需的。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如轧面和织布的专门化。这样的机械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纺织是副业，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最好是妇女)操作的单锤纺车和踏板织布机才是上佳之选。

　　到了明末，大型多纺锤机就不再普遍。在清朝，随着小规模个体家庭织布的增加，大型纺织机进一步衰落。作为主要制造单位的小农家庭的优势排除了集中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同时被排除的还有与大规模制造业相适应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改造。在清朝，逐渐的，图案复杂的棉布变得不太普遍。

　　即使那些在帝国都市中心出现的有着集中制造业雏形的行业，如苏州的棉砑光和染色行业，几千名工匠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他们却各自租用设备，不像一个企业，更像一个联合产出体，而且除了砑光和染色，其他程序如轧棉、纺纱和织布，依然分散在农民家庭中进行。

　　在回眸英国工业革命时，霍布斯鲍姆发现所有基本的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扩展生产。中国技术改变和选择的轨道是不同的，生产量的增加是基于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产和使用加速增加总产量的技术而扩展。大量的小农家庭的参与使得农业中国能够生产数量惊人的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但建立在松散小自耕农基础上的商品化的瓶颈也是明显的，面对国外大规模集中种植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竞争，小规模的种植和副业式生产越来越力不从心。由赫德等人主持的清帝国海关在分析19世纪80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需求下降的原因时指出，中国的茶叶“来自零星的种植在角落的灌木上，由数百万独立农民生产，并被带到被数千个在不同地区经营的独立代理商搅得杂乱无章的市场上”。

　　这一局面还因小自耕农抗风险能力的低下而更形恶化——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事实上，水稻和某些农作物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种茶地区仍一直被栽培，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如清帝国海关总结的那样，“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

　　从茶叶到蔗糖到生丝，中国的商品不断失去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甚至从世界市场的出口者变为进口者。有清一代对豪强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农的扶持使得生产单位的增加臻于顶峰，“我大清”也因此迎来了康乾盛世，国内生产总值长期雄踞全球榜首。然而，由此导致生产的碎片化和简单扩大化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由成千上万小自耕农拼装在一起的“中国制造”的大型牛车未能避免解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