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内地的幸福指数排行为全球112名，该排名也远远落后于中国香港。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而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10%。遗憾的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与国民幸福感出现了背道而驰，确实值得反思。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加剧了上述的矛盾呢？

　　根据近年的《福布斯》资料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确，高税负已经成为挫伤内地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通过权威机构的数据统计，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占比GDP已经超过了23%。然而，在过去十年间，财政税收占GDP的比值基本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格局。若按照国际的标准，中国的税负水平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的税负水平靠拢。

　　增值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烟草税、房产税甚至是未来或将出台的遗产税等，无一不深刻影响着内地家庭的生活。甚至有网友表示，假设一个月薪上万的白领，他每月除了缴纳14%的个税、12%的公积金、8%的养老保险以及4%的医疗失业险外，剩余的消费资金还得缴纳17%的增值税以及28%的各种杂税，则每月需要抽出66%的薪水缴税。

　　中国的税负繁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面对繁杂的税负，中小企业的负担更为沉重，也深刻困扰着当前国内经济转型的进程。

　　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当前国内的中小企业至少需要缴纳6种税费或“隐性”负担。其中，税包含增值税、营业税以及所得税等。而费包含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以及社会保险费等。实际上，中国很多的地区存在着恶意收费的乱象。因此，除了上述固定的税费外，还得准备数十种的额外税负负担。以某一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尽管国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15%左右的所得税优惠税率，但是作为一家中小企业，企业还得缴纳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社会保险费等，累计承担负担占企业近一半的利润。同时，企业的利润高低或多或少影响着职工的福利，职工福利不增反降必然会影响其消费的欲望。可见，高税负不仅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而且还深刻打击了百姓的消费欲望。  

　　临近十八届三中全会，多版本的财税改革方案逐渐递交。其中，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以及遗产税征收等方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遗产税作为首次提出的税种，其开征的方案却遭到了社会的质疑。

　　根据初步的遗产税征收方案显示，拟以80万作为起征点。于是，不少网友认为，80万的遗产税起征点将涵盖中国较多的中产家庭。的确，遗产税作为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缩短贫富差距的税种，其起征点设置高低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家庭的生活水平。根据对遗产税的基本定义分析，即对死者留下的遗产进行征税，且涵盖的范围不局限现金与存款，还包括房产、厂房设施等固定资产。换句话来说，在当前国内房价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主要城市大部分的中产家庭必然成为征收的对象。以最新的数据为例，10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685元/平方米，而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的一线城市，其新建住宅均价更是在2.5万元/平方米以上。若按照这一标准，则遗产税80万的起征点，足以涵盖中国主要城镇大部分的中产家庭。

　　笔者认为，高税负是当前国内经济转型的主要负担。面对沉重而繁杂的税负，不少中小企业也失去了发展的信心。更有甚者，因不堪高税负而被迫停工。作为普通百姓，高税负不仅挫伤了幸福感，而且还严重打击了消费的欲望。因此，无论从还富于民还是刺激经济的角度上分析，国家更应该进一步为中小企业以及百姓减负。否则，在高税负、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和百姓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