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文网的几位特约撰稿人对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峻选择发表了看法。下面是三位人士观点的节录：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写道，进行严肃的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涉及政治改革。

　　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是，任何进一步的深化市场改革，都回避不了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譬如，仅就目前中国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官员所瞩目的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任何财权“上收”或“下放”，不仅仅只是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的重新配置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以及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因而仅这一项改革议程，也会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具体说来国务院、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博弈，也自然将极难达成共识和实质性改革。

　　概言之，中国改革的4.0版，最终应是绕不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核心问题的。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再是给企业和市场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和机会，而是应反过来考虑在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条件下如何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只有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制度性规则约束和制衡，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之中，中国才会有一个规范的、公正的、良序的、和谐的市场经济。

　　独立投资顾问吴向宏(Larry X. Wu)在有关政策下民营经济命运的看法中写道，中国目前的大政走向，越来越像所谓“政左经右”路线。

　　中国目前的大政走向，越来越像所谓“政左经右”路线：即一方面强化党的领导，严厉控制舆论和限制政治民权，另一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的经济权利。纯从可行性的意义上，我想讨论的是：从世界范围看，长期坚持政左经右路线、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确有先例，虽然寥寥无几。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实行政左经右路线的国家和地区，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为西方老牌市场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严重依赖国有企业和外资而给本土民营企业留下较少的发展空间。

　　政左经右路线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比如说，它们几乎都是在殖民地或某种程度的附庸国状态下，取得经济成就的。而它们的宗主国或控制国，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背后是美国扶持；韩国军事政权期间有美国长期驻军；而香港则被英国统治百年之久。这些地方本土政权虽然专制，其幕后操控者仍是一个市场传统深厚的民主政体。相反，那些走了所谓独立自主路线的强权政治国家，比如同为拉美国家的古巴和今日的委内瑞拉，其市场化水平就很低，经济发展也严重受挫。

　　新加坡可能是这类国家中，唯一一个同时保持了政权高度独立的。在起飞阶段之后，新加坡的本土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这种增强并不均衡，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关联企业有压倒性的优势。国有和国有关联企业都全面压倒了私人企业（民营企业）。

　　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实行政左经右路线的国家和地区，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为西方老牌市场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严重依赖国有企业和外资而给本土民营企业留下较少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这三个目标──政左经右，独立自主，以及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无法同时实现的。

　　高盛(Goldman Sachs)中国区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就如何判断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意向提出了看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笔者认为需要两类改革，一类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类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白了就是提高增长效率，调整经济结构。

　　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周期，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衡量有无实质改革的量化指标就是明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增速下调不一定意味着改革，但是如果增长目标依然定在7.5%或更高，难以相信短期内会有重大改革。因为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要求通过改革去杠杆、降低投资速度、清理和消化过剩产能、抑制房地产泡沫。这些必要的调整会使短期内投资增速下降，也必然导致总体经济增速放缓，因为短期内消费和出口无法大幅提振弥补投资放缓的影响。假定中国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使得投资占GDP之比重逐渐下降，于2020年达至40%，那么明年的经济增速应当放缓至7%以下。如若不然，投资率将继续上升，经济将继续失衡，产能将继续过剩，杠杆将继续加大，风险将继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