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印度出口英国的床罩，其纹样是英式的，描绘的动物来自印度。 18世纪中国出口欧洲的双面挂毯，其花瓶放置在一块典型的中国式假山石上。 17世纪中国出口欧洲的被单，其四个角落的小人穿着当时欧洲流行的服饰。

　　“文化混杂”，在而今的艺术界是非常流行的词汇，却实际上已经与海洋一样古老了。在大航海时代，各大洲的居民认识了彼此，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输送混合了多种文化基因的纺织品。相似的故事也在陆上丝绸之路上演。而今，我们可以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交织世界：全球纺织贸易史1500-1800”中一觑当年的景象。

　　2005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马蒂斯：梦之编织——他的艺术和纺织品”大展上，美国装饰艺术策展人阿梅利亚·佩克(Amelia Peck)被要求对画面中一块蓝印花纹样的渊源作出解释，类似的花纹曾经出现在马蒂斯的多件作品中。

　　这种花纹长久以来对纺织学者一直是个谜。所有已知的这类蓝白相间的印花设计的各种变体存放于不同的博物馆，学者很多年来一直认为这是美国早期印花织物的一个独特设计。直至1950年代的一块织物上发现了一块英国的标签，尽管在英国从未发现过这类织物，学者开始相信这是由英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的。而在马蒂斯大展中，人们发现马蒂斯曾于1905年在法国巴黎的二手商店购买到一块类似的织物，这引起了佩克的兴趣。

　　佩克开始研究这类织物。首先，她找到了来自印尼的蜡染印花布。这类花布在19世纪初期非常流行，并且有多种变体。另外，在印度，印染技术已经持续了上百年。“没有证据表明，这类欧式风格的美国纺织品是由印度人设计的。但通过深入广泛的阅读，我意识到，当时大量纺织品是由印度艺术家制作并销往海外的。”于是，她开始前往那些在18世纪与印度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博物馆)我发现一件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它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流传到荷兰，它的纹样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非常类似。”

　　佩克所苦苦寻求的答案逐渐明晰。但她希望知道更多。她想知道，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纺织品互相之间的关系；她想知道，在早期的大航海时代，文化和艺术如何通过纺织品在各大洲之间传播和交流。对于这些疑问的探寻逐渐催生出下一个展览的主题：“交织世界：全球纺织贸易史1500-1800”。

　　“3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美国纺织历史，但从未将视野扩大到更广泛的世界。”她说。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纺织品是来自于英国的。“通过这块纺织品，我开始想知道还有哪些图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到美国的。”她说，“后来，我逐渐被印度和中国的面料吸引了。”

　　学者对于香料贸易、瓷器贸易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她表示，然而美国与其他地方的织物贸易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来自全球各地的纺织品，但这从未成为大型展览的主题。

　　“交织世界：全球纺织贸易史1500-1800”试图从全球视野来审视纺织品的设计，并讲述长达三个世纪的国际纺织贸易的历史。展览从2013年9月16日延续至2014年1月5日。

　　文化的混杂

　　“全球交织”将挂毯、衬垫、衣物、棉被等各色纺织品汇聚在一起，“通过一种美丽的视觉方式讲述贸易与经济的历史。”佩克说。

　　整出展览根据地理和主题进行组织，共占用了9个展室空间。每个展室都像是一个宝库，值得数小时的愉悦研究。展览呈献了130件纺织品，近30件服装，还有相关的绘画、版画和书籍。床罩和被套、地毯和挂饰、居家或教堂中使用的窗帘。可以穿着的包括披肩和围巾、日本和服及教会法衣，普通的夹克，还有进口丝绸制成的奢华的礼服。

　　本次展出的大多数纺织品都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以往它们鲜有展出机会，因为它们本身是文化混杂的产物，通常无法归入某一特定文化的主题展览中。因此，本次展览是9个部门的策展人联合策划的——涵盖部门之数量也创下大都会博物馆的纪录——主持者即是博物馆美国装饰艺术部门的策展人佩克。

　　展览首先关注葡萄牙与中国、印度的海上贸易。中国拥有华丽的丝绸和刺绣，印度拥有美丽的棉布和特殊的印染技术，在17世纪，这些技术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纺织品向往已久，佩克说，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造船术不断精进，海洋间的香料贸易繁荣发展，与此同时，欧洲人对于东方纺织品的渴望愈发强烈。

　　“突然之间，这么多拥有美丽色彩的布料进入市场，一定引起了轰动。”她说，“人们对于平庸的羊毛、亚麻习以为常了，突然之间那么多价格低廉的印花布料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印度的色彩。”

　　通常欧洲的商人会在当地定制某些特定的在欧洲比较受欢迎的款式、设计，因此中国、印度的商人也逐渐开始对欧洲的流行花样了如指掌，他们会在这些基础上加入一些当地的风格。如果这种异国情调在欧洲市场上受到了欢迎，它很快又会成为新的流行款式。纺织品的图案、设计就在这种往复交流中不断发展变化。这也解释了很多纺织品图案的来源，例如说马蒂斯的作品——印度风格的欧洲版画——那么难以追踪其源流。

　　展览追溯了世界早期航运贸易历史，沿着纺织品贸易的路线——欧洲、美洲、亚洲——关于设计、技术、时尚的思想传播到天涯海角。结果是，绣花、编织、染色、印花等各种工艺产生了卓越的发展。当不同文化吸收、学习了彼此的传统和形式后，变化的品位、时尚在纺织品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埃及的纺织品从公元六七世纪开始就借鉴了波斯丝绸的基本图案；中世纪欧洲教堂库存清单曾提及许多东方丝绸；14世纪的印度丝绸明显受到中国丝绸基本图案的影响；鲁本斯笔下有身着中装的男人；17世纪荷兰、英国人的晨衣仿佛是日本和服式样；18世纪秘鲁的窗帘仿佛是从意大利帕多瓦乔托小教堂拆下来的……在各个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印欧纺织的基本图案也体现了印度纺织业对欧洲防治设计的影响，并成为西方纺织设计师设计理念的一部分。“文化的混杂”，在而今的艺术界是非常流行的词汇，却实际上已经与海洋一样古老了。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全球化亦是如此。

　　“这真是令人惊叹，如此小的一个角度，却能管窥整个世界。”佩克表示。

　　文明的初遇

　　故事并非总是美好的。公元1500年以后，欧洲的海上贸易企业和殖民地区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残酷的战争、奴役和数以百万计的奴隶。

　　为了与其他的贸易帝国竞争，欧洲人试图主导珍贵的纺织原料，以及纺织艺品的贸易。与此同时，纺织品的图案记载了欧洲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以及对于胜利的炫耀，同样也承载了历史对于全球扩张中的破坏和暴力的指摘。

　　展览中有两件精致的印度挂帘。一幅是绘就的，另一幅是绣成的。两幅挂帘都通过精细的技巧展现了航海旅行家和当地土著人之间的战争冲突。

　　其中一幅印度刺绣作品诞生于17世纪，图示了欧洲海上贸易网络扩张时所带来的残忍景象。骑兵和步兵分别对峙，他们身下是累累尸骨。高扬的国旗展现对阵的一方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统的军队，而左下角哈布斯堡的双头鹰则显示，这一挂帘是为了彰显葡萄牙人在战争中获得的胜利。

　　葡萄牙人于1498年发现了直通印度的航线，自此也导致了陆地和海洋上一系列军事冲突，冲突的对手是其他海洋贸易帝国，比如奥斯曼和波斯。直至17世纪初，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也加入了冲突，他们开始挑战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

　　另一幅挂帘是保存完整的印花棉布，展现了战争的壮观景象。这幅挂帘可能是为了庆祝英国成功从法国人手中夺得了印度东南海岸的本地治里而制作的。画面中的英国部队(举着米字旗)正在与当地士兵并肩作战。印度军队穿着穆斯林长袍、留着浓密的胡须。另一支部队则以鸢尾花和皇冠代表，即是被击败的法国东印度公司。

　　另外一件来自英格兰的棉被上，印着库克船长1779年第三次抵达夏威夷群岛的故事。起先的画面记录着当地的和平风光，以及船长的登陆。最后一幅景象，则是在一场冲突后，暴躁的岛民和船长的尸体。

　　由于纺织品的特性，展览内容通常并非具象的，但历史本身会讲故事。路易十六在位时曾经定制了关于四大洲的挂毯，也许他本来准备将之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乔治·华盛顿。但订单最终并未兑付。(不久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国王在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16世纪，欧洲人喜欢以人物来呈现四大洲的不同形象。在这些挂毯制作的那个时代，四大洲的形象已经很鲜明了。在这套挂毯中，代表亚洲的一块遍布了香料、茶叶、珍珠、瓷器、丝绸；非洲部落的酋长以象牙和鸵鸟羽毛与欧洲人做贸易，他们统领着动物横行的荒野；欧洲以艺术、战争、商业作为其代表元素；美洲部分，云雾上的人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其中一位天使的盾牌上是代表法国的三朵鸢尾花，代表着法国和美国人站在一起。这套挂毯连同与其配套的沙发和扶手椅首次共同展出。

　　在艺术史专家看来，这种容纳四大洲的图示是赤裸裸的帝国力量的炫耀。

　　纺织品容易储存、运输，常常在交易中被当作硬通货使用，交换香料等商品——其中也包括奴隶，他们常被视作出口和销售的商品的一种。

　　西非的商人是挑剔的客户，为了取悦他们，外国商人向他们提供精选的纺织品，例如，带有图案或条纹的精美的印度棉布。这一市场有利可图，直到18世纪中叶，欧洲纺织商开始专门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提供来自印度的棉布。

　　这类纺织品也提供了个人、集体表达的机遇。上等的丝绸是少部分人才能够拥有的，但大多数人至少拥有一件棉衣。在殖民地，无论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有色人种，都喜欢使用颜色鲜艳的包头巾，一方面是颠覆欧洲的权威，同时也为了保持文化传统、构建个人身份。

　　令人着迷的异国情调

　　17世纪末期，通过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海上航线进行的贸易，同样扮演着文化和信息交流的角色。书本、雕刻、装饰品提供的文本和视觉素材——尤其是通过纺织品——引起了人们对于所谓“异国情调”的狂热。

　　珍奇的植物、动物、建筑的图像，绘画、象牙、瓷器、丝绸上的肖像，呈现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印度、土耳其的想象，同样呈现了非洲、亚洲的居民对于欧洲访客的反应。由此产生的设计和艺术品呈现了东西方对于彼此的好奇，以及混合着奇迹、误解和模仿的一系列视觉艺术图景。

　　1499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从印度返回欧洲，印度遍地黄金的消息在欧洲传开了。商人蜂拥而至，到处挖金掘银，搜罗珍珠和香料。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印度与波斯之间的印花棉布贸易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贸易网络还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香料群岛。来自英国、法国、荷兰等地的商人看准了印度织物在本国的巨大商机，将本国的设计图册带到印度。17世纪末，具有印欧风格的织物出现在市场上，迎合了英、法、荷的不同品位。

　　16、17世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为当时的莫卧儿王朝提供顶级的刺绣织品。当欧洲商人抵达印度时，这个地区逐渐开始针对海外市场调整产品设计。展览中一件18世纪的床罩是专为英国市场制作的。当地的织布工人借鉴了欧洲纺织品的纹样，螺旋形的花纹配上调皮的动物，很显然拥有英国风格，但其中描绘的不少动物却是在印度才有的。

　　当时，一种极受欧洲各国欢迎的图案是具有印度-波斯风格的“生命之树”——这类织物有一个名字叫做帕拉普尔(palampore)——树上长着叶子，盛开着鲜花，结满了果实，具有欧洲风情的花朵镶嵌在印度-波斯的民俗图案中。据说，这类图案很可能是从中国传到英格兰的，后来被英格兰的商人作为范本送到印度织造作坊，随后印度人根据模板做出了自己的织物。这些制品又反过来激发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本次展览中有多件“生命之树”，分别是印度织工融合了不同地域的风格创作而成的。最为绚烂的或许要数第六展厅中一件18世纪中叶的帕拉普尔，金色的棉布上多彩的丝线绣花，着力于展现一种仿佛是画出来的感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木生长的地方是一块中国式的假山石，充满幻想色彩的花朵同样精致无匹。

　　提及帕拉普尔，展览中有一件独特的“中国式帕拉普尔”尤为引人注意。这是18世纪晚期中国广东的工匠根据印度帕拉普尔的图样绣出来的。

　　在当时的印度，纺织品出口作坊蓬勃发展，不仅仅销往欧洲和美洲，同样接受来自印尼、日本、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订单。展览中有一件18世纪的棉夹克，是为泰国国王的皇家卫队制作的，其背面是一张奇形怪状的恶魔的脸。

　　18世纪初，中国织工同样善于迎合欧洲品味设计丝织品。中国和西方的图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其产物是与两种传统截然不同的新美学。

　　17世纪上半叶，一幅远销葡萄牙市场的中国制造的绣花绸缎上，文化冲突更为明显。这幅图像是根据欧洲版画创作的，描绘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希腊王后海伦，然后引发了特洛伊和希腊之间长达十年的征战的故事。浸没于战事中的是巴洛克风格的健硕身体，然而他们的背景却是中国式的建筑、云彩和水波。间或穿插其中的似乎还有中国风格浓郁的狮子狗、凤凰和女妖，仔细看来，又像是战士身上的盔甲、肩章。画面上，人物的脸孔和四肢是用欧洲风格直接画在棉布上的，当地的中国工匠应该是通过欧洲传教士学会这种方式的。对于颜料的分析也支持跨文化交流的说法，因为其中一种蓝绿色的颜料在亚洲并不使用，而另一种白色的颜料在日本很普遍却在当时的欧洲从未出现。

　　18世纪中国的双面挂帘技艺同样深深吸引了西方贵族。本次展出的一件挂帘上，一面是深黄色，另一面是红色。其主题是一束鲜花，它与典型的中国式花卉不同，其中心突出，与花瓣对比显著，印度的出口纺织品也具有类似的植物形式。其花瓶放置在一块典型的中国式假山石上。两边的刺绣各不相同，却都精彩非凡。根据标签介绍，这是一件床上的挂帘，床上的人看到的是红色的那边，而床下的人看到的是黄色那边。

　　并非所有的文化混杂都需要长途跋涉。有一部分展出的纺织品是相邻文化之间融合的产物，比如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现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在那里精美的刺绣是专门的技艺)和南美洲(在那里印加人的后裔拥有非凡的编织技巧)的技艺。在一件秘鲁婚纱上，既有印加的几何图形，也有西班牙的点阵纹样。一个墨西哥的披肩却拥有迷人的亚洲伊卡特风味，展现了人们在游船上社交、聚会的场景。花与藤蔓将一个个场景分隔开来，而这样的花与藤蔓也出现在展览的不同部分的各个角落。

　　展览中有一件1786年诞生于墨西哥的婚礼床罩，它运用了墨西哥的棉布、中国的丝绸和来自欧美的染料，这是一件典型的全球文化交织的产物。

　　通过各种各样的纺织品，文化的交汇、穿插、繁衍、发展以生动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展览中技术和材料的莫测变化也让参观者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