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丁学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60条”未出台之前，就获得全球目光的焦虑期盼，生怕它会流产。出台以后，全球都在细心解读，生怕误读了会破财。

　　一冷一热的“三中全会”反应

　　扫描中国国内的反应，大体上是一冷一热。目前相对“冷”的是全会前一度兴高采烈的“毛左”帮，他们原先大概预期全会的决定将把中国经济体制继续朝着国进民退的方向猛推。没想到习近平李克强对中国的经济现状有实事求是的忧虑，看到要把中国带向可持续的增长，必须释放私营经济的活力，不然整体的中国经济就会落到持续的乏力不活状态。所以三中全会前夕期待中国会全面向更僵化的体制迈进的“毛左”们暂时没了声音。

　　中国国内目前相对“热”的是体制内外经济改革派的反应。他们也许对《决定》原来有更多的期待，虽然没能完全满意，但大体上肯定《决定》的政策走向，将大大有助于扭转中国发展模式这些年来加速的劣质化和腐化。

　　不过对于《决定》“60条”的综合改革方案，国际上的观察人士许多还是“盲人摸象”式的解读。这类人本不是花力气长期研究中国的，中国这头“大象”又说着非常奇怪的语言。我这里并不是指中文，而是指中国的官方文件语言--那些表述方式对于他们这些老外，犹如中世纪英文版的《圣经》对于我们这些“老中”，虽然认得其中绝大多数的字母，但读不懂其中大多数的句子。苏联知识分子以前称此种风格的官方语言为“塔斯体”，即苏联官方权威宣传机构“塔斯社”的话语体系，它虽然是俄语，但又和通常的俄语很不一样。

　　国际社会（包括海外华人群体）里反应声音中间最响亮的，是猛烈批评《决定》“60条”完全缺少重大的政治改革内容。对此，我只能说，两边都应该被各打五十大板--起草和审定《决定》的人应该被打板子：你们为什么不回应广大中国人民包括部分体制内的呼声，真干实做的开放政治体制、跟上民主化的潮流？对那些批评《决定》缺乏民主化改革内容的人也应该打板子：你们为什么非得要求淡水鱼马上游入汪洋大海？你们难道不懂得淡水鱼和咸水鱼大不一样，虽然都是鱼？

　　依我的观察，至少有三大原因使得1989年之后的中共领导层大多数都属于政治改革的“淡水鱼”类，断不敢游入真干实做民主化的汪洋大海：中国“八九”悲剧的沉重阴影、苏联解体的惊天巨变、国民党于蒋经国之后在台湾结束专权统治却一度被民众选下了台。虽然客观的研究者们对这三大历史事件有非常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引申出积极的政策尝试和体制创新，但在中共领导层里，成为主流的教训乃是“谁开放政治改革谁垮台”。

　　内行们的怀疑有根有据

　　虽然国际上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和过程真有了解的人士是少数，但那些曾经有过在中国内地工作、采访和研究考察的人士的观察，还是值得各界参考的。这样的国际人士可以称作是内行，他们关注的不是“60条”的具体表述，而是“60条”中哪些核心的改革内容能够在未来的九年（习李两届剩余的时间）里实行下去。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提法在中共最高层文件中以前没有公开出现过。所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深一步的解读就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体制里，迄今获取了海量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比如说警察和官员庇护或指使犯罪团体获取暴利），不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关键领域呼风唤雨。这样的改革将使既得利益集团失去巨大的好处，对此，内行的观察人士发出一个共同的疑问：在如此多年里形成的中国盘根错节的利益网中，怎样才能冲破掌控者台面上台面下的权力布置安排？他们那么容易就放手、让权、割利？

　　这便是内行的观察家们最担心的一点，跟中国民众的观察完全一致。北京《新京报》11月23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此次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国企及垄断行业。……既然《决定》已经出台，后面要做的就是落实。那么，改革来自的最大阻力可能是什么呢？利益因素。……市场起决定作用，一些被削权的政府及部门会阻挠”。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上述的掌控者们有形无形的铜臂铁掌折断，即李克强所说的“壮士断腕”，才有可能让市场更加自主、进而起决定性作用。

　　落实“60条”，至少外加三条

　　在我看来，让“60条”的关键改革目标“落虚”的机会不少，让其落实的机会也存在，要害是操作，这就必需几个有效的机制和手段来配合。“60条”之外加几条？近期内最必要的是三条，即三个相互关联的操作措施。

　　第一条是以“办人”来推动“办事”。在中国，重要的改革政策能否实施，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得民心，而在于处在关键操作位置的人如何作为。对于明里暗里拒不执行的操作者，就得把他们给“办掉”，以“办人”来推动“办事”。比如曾任国资委主任的蒋洁敏，主政期间坚决反对把国企利润30%上交给政府财政的改革方案（据《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2日引述“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的讯息）。蒋这一类人的被及时“办掉”，就减少了国企改革的阻力。

　　以此来看，推行“60条”的攻艰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在关键位置上以明显或潜在的手法顽抗改革的人“办下去”（撤职）、乃至“办进去”（惩处）。因为在中国特色的利益体系内，很少有长期掌控实权的官员能够在中纪委的条例面前“清白无暇”。中纪委可以用反腐的名义及手段去撤换成千上万岗位上的官员，也不至于冤枉多少好人。这样说并不意味我赞同用反腐的名义去搞大规模的整人运动，而是主张，对于那些迄今从极不公正和极不干净的利益结构中已经获利海量、还继续竭力阻抗改变这一结构的当权者，必须把他们“办掉”，换上积极推行“60条”的人。中共人事工作行之有效的一个做法，就是“先办人后办事”。比如胡温刚上台的时候，反对他们经济政策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习近平上台后对李春城、蒋洁敏等人及其后台的处理都是如此。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内还会有更多的李春城、蒋洁敏浮现。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体制系统里捞的太多，又不及时改弦易辙，中纪委哪怕只拿出他们捞取的零头，就足以将其“办掉”。深知经济金融体系的王歧山领导中纪委，极有利于把这类拦路的肥老虎挪开。

　　第二条是制定必要的量化指标和监测程序。“60条”方案和中国历来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一样，很多部分是哲学性的。太哲学性的文件只适合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技术领域。中共领导人中最喜欢以哲学语言发文件的是最不懂现代经济发展的，那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三句人人皆懂的短语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胜过千百本大部头著作。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价值，就是少讲理论，也就是少讲空话。

　　这次“60条”公布后，马上就应该将其主要部分具体化和数量化。从哲学式的表述具体到量化指标，才能迫使各级政府和官员去做实事。

　　第一个要量化的就是金融领域，中国国有银行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最负面的贡献，就是不断给低效和无效的项目、国企输血。如果对中国银行业下达规定，要求其每年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微小型、创业类的企业发贷款要达到一定比例，那将对资本市场化和公平竞争产生巨大的推动。

　　另一个领域是土地，土地从农地到商地流转的过程，应该是有时间规定、公开流程的过程，这也是一种量化。而且这是有发达国家多年实践经验及技术性规章可参照的，从各项手续到公开招标、税收、收益分配等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规定和程序公开。还有一个领域是治理污染，更要量化。如果中央政府能像推行“维稳”一样对地方政府下达环保指标，只要某项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指标亮红灯，就立马对主要官员处分，那各地的环保一定能做好。如果北京PM2.5达到有害水平，马上让主政官员下台，北京的空气就不至于这么差。

　　当然在中国对于“指标治国”的诟病一直存在，很多人也指责指标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过在经济发展、司法执法、环保等相关领域，一定要有量化的指标，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就这么做。在中国应该提醒的是，制定这类量化指标不能仅仅由几个党政领导人“拍脑袋”决定，而须是通过独立的研究机构根据比较性的（中外之间、各地区之间、各时期之间等）经济技术资料，慎重作出来的结果。

　　越是与软要素相关的领域，越不应该强行做量化的指标管理，越是与经济技术相关的，越是要实行量化治理。中国官方从1978年开始就强调教育，但都是哲学式的重视。直到去年才落实了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4%的目标，这就是量化指标的好处。中国有太多的干部本领太巧妙，多年里培养出了将进步性质的改革措施抽象化“落虚”的千百招数。在“60条”这轮改革中，“市场的决定作用”若缺乏必要的量化指标，我们恐怕又会被那些官员们忽悠。

　　但必须说明的是，仅有第二条，并不足以让官员们真正履行“市场的决定作用”一类的改革任务。比如，中国有些地区早有指标要求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款项在有些地方政府的压力加庇护之下，通过它们自己的融资平台转移给了官员们特别照顾的国有企业或拿去炒房地产。

　　因此极其必要的是第三条——政策细节和相关指标及其施行结果的公开透明，让公众可以有的放矢地去查核监督，否则第二条的所有指标都会变成中国式的统计数字，“可大可小，全看领导”。为何中国高层多年里对房价和房产腐败的抑制措施难以奏效？关键之一是公众呼吁公开房地产和相关银行、地方政府的收益记录，一直是白说。只要缺乏透明度，什么糟糕肮脏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量化指标在一些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GDP增长，但许多方面却被扭曲了，因为那些使GDP增长的各种代价的信息太不透明，比如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烂帐。因此，公开透明是第二条措施能够正面实施的必要保证。

　　顶层设计是“落虚”还是落实？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很多改革派人士感概过去十几年里多次的改革企图均裹足不前和流了产，因此本次改革一定要“顶层设计”，才能改变“中梗阻”的固疾。不过，中国过去的经验同样显示，仅有顶层设计是不行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基层的正能量输入，再好的顶层设计都会走样。只有通过提高透明度，顶层的设计以及相应的指标管理，才不至于被那些竭力抵制富有进步意义的改革目标的利益集团给扭曲和消解掉。

　　出台“60条”是好的，又是不够的，还得配备以切实的、与时俱进的推行措施。本文讲的外加的三条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必须马上运用起来，才可能降低“60条”主要目标被“落虚”的机会，增加落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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