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却可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1945年他生于法国巴黎，曾经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他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说通胀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而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才是关键所在。

　　这也成为了他对于中国经济的代表性论述，今日，我们有幸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这次他又对于中国经济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来听听。

　　解说：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国知名经济学家，现任法国巴黎经济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曾在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法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担任顾问，在全球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有深入研究。

　　吴柯萱：三中全会为中国经济接下来十年布置了，一系列发展蓝图，虽然现金中国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您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最大挑战是什么？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法国知名经济学家）：我要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很难想像，如果中国继续依靠出口，中国仍然保持高速地增长，在过去三十年，中国主要仰赖出口的增长，它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一部引擎，现在中国试图在全球去扩大它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不会持久，因为它起点较低，很难进一步增加市场份额，还有由于发达的国家的增长率，不会再回到2000年的水平，现在他们自身难保，需要解决债务问题，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低迷。

　　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再仰赖于外部国家的市场，以达到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战略将需要，由国外市场拉动到国内市场进行转变。

　　吴柯萱：而且看起来，中国家庭的购买力，还在不断下降，对吗？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你会发现，家庭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不仅仅是过低的问题，比大部分国家的占比要低，同时这个占比，还在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家庭对消费品的需且，在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内市场指标，所以要找到方法，去增加家庭收入至关重要。

　　这样看来，增加收入要比提供补助，去购买某项商品更为有效，怎么去做呢？有两种办法，我们可以将低收入人群，比如农村人口，转移到高收入地区，中国政府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2.5，上升至今天的3.5，我们当然可以采取这种方法，通过可行的人口流动的方式，去改善家庭收入。

　　解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速为7.4%，没能跑赢GDP的增速，这个数字也进一步验证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经济的局面一直没能形成，而出口贸易和投资的拉动则更为明显。

　　吴柯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2009年到达峰值8.13，虽然现在有所下降到7，但是仍然远远高出，连人居中心，给出的合理住房价格，房价持续走高，您认为是否有泡沫风险。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房价持续走高，因为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存在泡沫，我们只是需要提防，泡沫不会以某种特定形式戳破，给中国经济带来大动荡。所以如何控制房价至关重要，中国房价在过去持续走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家庭在存钱上没有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把钱放到银行，但是利息不高，在过去的几年中，银行的利率长期低于通胀率，所以如果中国家庭把钱放到银行，他们会逐渐失去购买力，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房地产市场，因为这里可以增值，所以想要去改善这个问题就应该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这样家庭就可以进行投资，这样你就可以慢慢减少购房基数，一个金融产品可观的回报率可以保证他们在20年、30年后有一笔养老金，过上不错的生活。

　　解说：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数据，中国已出现劳动力人口拐点，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间里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加剧，让社会保障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吴柯萱：我们都知道社会保障离不开税收，中国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也提及完善中国现有税收制度，对此您怎么看？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中国的税收机制非常温和，尤其是和发达国家对比，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看到所得税的总量就是家庭和个人缴的所得税，不包括商业机构，在中国这部分总量只占初始总收入的2.5%，但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平均水平占比是10%，所以这样看来，中国是低于平均水平的，甚至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稍微排名落后的国家。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富人的征税他们的征税是否充分，这里存在一种不对称，因为现在的所得税征税机制是建立在工资收入上，但是如何对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利润和股息的人征税呢，对这一部分的征税非常少，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所以这样看来会有一点不公平，在上层的富人交的税反而比中层的少。

　　吴柯萱：还有观点认为税收收入在中国GDP占比很低，是这样吗？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中国，平均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4%，同样相比世界其他国家，这个占比是30%，甚至是40%或45%，这可能显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平均税率已经足够高，第二个显现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事业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是否已经足够，但是我认为，谈论公共设施方面的问题还太早，我们需要确定当一个国家不均等问题在不断扩大的时候政府需要通过税收手段来进行调节。

　　调节这种不均等问题有两个方法，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一是要确定国家的税收机制，是真正的累进制就是富人要负担他们应当的那部分税收负担，很明显现在还没有做到，而第二点是政府要能保障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以同样的质素提供给所有的民众，这样在将来民众能够在技能资本上保持同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