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获得年均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令全球瞩目。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式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手段在实践领域的屡试不爽，特别是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投资迅速提升，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反弹，一度被广为称道，将中国式宏观调控的理念发挥至极致。

　　然而，伴随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共同发力，中国经济周期已被明显颠覆，后遗症在近两年有明显体现，包括房地产泡沫积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及连带的银行坏帐风险加大等等。

　　而在上述结构性矛盾之下，立足于需求端管理的传统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大幅削弱。例如，在早前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当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杠杆率较高，而资金利用效率并不高，且对私人企业投资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同时，伴随着大量债务集中到期及项目盈利能力有限，今年企业借新还旧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不仅推高了资金成本，也影响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

　　此外，产能过剩问题也在挑战中国经济。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都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可以归为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具体表现在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

　　不仅宏观政策有效性降低，回顾今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已经明显不足，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政策手段，一旦政策有所转向，经济立刻出现波动，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季度为单位，增长加速和硬着陆风险的变化在一个季度间。

　　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从去年四季度的7.9%回落至7.7%。然而，由于当时决策层仍然认为通胀是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二季度政策并没有放松反而有所收紧，导致二季度单季GDP增速触及政府设定的7.5%的下限，引发硬着陆担忧。随即，在7月决策层启动稳增长政策，大量措施出台后当季经济增速迅速反弹至7.8%。而进入四季度，由于资本大量流入中国、通胀与房价上涨压力以及降杠杆的压力等等，稳增长政策逐步退出，货币政策出现收紧迹象，在此之下，经济回调，四季度GDP增速比三季度下滑已成事实。

　　总之，中国经济周期的变短，结构性矛盾突出都使逆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手段难以为继，2013年中国式宏观调控看似已走到尽头。

　　出路在哪里？对比国际经验似乎能提供些参考。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滞胀是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首要难题。由于经济增长的“滞”与通货膨胀的“胀”在经典的凯恩斯理论中是不能共存的，因此现实的困境也使得凯恩斯理论政策主张陷入困境，美国经济一度陷入萧条。直至上世纪80年代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开始重视供应学派，政策主张转向供应学派以供应创造需求的论点上来，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同时加息控制通胀，才使得状况有所改变。

　　当前中国虽然不至于面临滞胀局面，但同样存在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模式的困境，而应对之法看来仍需依靠供给端着手的改革。当前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积极探讨，特别是新成立的华夏新供给研究院对此贡献颇多，在今年上半年即创造性地提出了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瓶颈的“八双”政策。例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等等。

　　而笔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呈现的60条大的改革措施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作为明年任务之首，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这种思路的改变。仔细研读改革方案不难发现，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举措，实则为在人口政策上理顺要素供给的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是解决国企而民企市场主体不平等的举措；约束政府行为，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给予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合理定位；要素价格改革的推进，包括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改革如想释放需求，根本上需要户籍、财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均进行改革，进而为城镇化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总之，中国新一届政府致力于推行的改革措施实际上体现了在中国经济旧的增长模式陷入困境之下，决策层管理理念从传统的需求端管理更多向供给端制度与机制创新方面倾斜，这个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目前存在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但无论如何，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需求端的做法在2013年已经走向尽头，未来的政策取向将是通过改革以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供给和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增长持续。期待2014年成为中国供给革命的开启之年。

本文作者沈建光是瑞穗证口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