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尚教主、潮流推手、缪斯、万人迷等角度，我们发现了中西男装太多殊途同归的“萌点”，但这些都是笔者苦苦“拉郎配”的成果：齐桓公与乔治五世、唐玄宗与路易十四、苏东坡与温莎公爵，实际生活的年代全都相去甚远。

　　这也正好反映出中西男装发展史的错位：近百年来，是西方男装独擅胜场的舞台，而中国男装大放异彩却得上溯数百甚至上千年了。前者一路高歌猛进，却也不时产生混乱感和失去方向的焦虑；后者在故纸堆中湮没久矣，反倒在这个消费过度的时代成为桃花源一般的存在。

　　像香港设计师陈仲辉，就在把中国古代“潮男”研究到骨子里的同时，也梳理了一番中西男装设计在身体、空间、形色、零余四大领域的互补作用。其视角之独到、观点之有趣，促使笔者有了这篇边叙边议的述评。

　　“衣”与“体”距离

　　“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之说，大众耳熟能详，但鲜少有人知道这话是从西方文化身体崇拜的源头而来：希腊人热爱身体美，用大量裸体雕塑歌颂健美的身型，直接影响到西方设计师相信衣服应如皮肤紧贴身体，裁剪是对身型不足的直接修正。

　　而在中国，儒家文化刻意淡化形体之躯，自然不会去在意“形体美”这种随着年华逝去而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无论儒、道又都对“气”推崇备至，相信气的流动是万物之源，所以身体与衣服之间当然应该为“气”留出通路。中国古代男装宽衣博带，并未奔着修饰身型而去，却因为有了这份余裕感，自成一种写意的表情。

　　昂首的肩线与低眉的衣袖

　　西方设计师对修正身型如此执念，也就自然乐于挑战既定的身体构造。以肩部为例，这是最常被用来实践“线条再造”的部位，利用填充物如垫肩，便可轻易令肩线形状克服地心引力向上翘起，这才是西方设计师眼中男性英伟魄力的体现。

　　而中国传统男装不但不会去抗拒地心引力，反而对其善加利用。同样是身体延伸出来的线条，中国人放弃了在肩部大做文章，而是选择衣袖，将其充分地做大、做长、做宽。想象一下《八十七神仙卷》的“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或《太白行吟图》的广袖飘飘，不得不说，昂首的肩线虽高调，然比起低眉的衣袖来，却嫌着眼之处过细、雕琢之气过重，大局观稍差，落了第二义。

　　重色与重型

　　由局部推至整体，肩线只是西方男装设计“重型”的一个细节。与几何学的早熟和绘画推重透视同理，衣装方面，西方人也对立体感的设计特别感兴趣，无怪乎高级定制西服不用看成品，只看那一堆堆裁片，已经能产生与雕塑家创作或建筑师盖房子类似的联想。

　　而中国传统男装既已放弃对人体曲线的强调，又维持宽袍大袖的传统数千年不坠，对所谓的“型”自然没有执念。中国人更看重的是“色”，黑、赤、青、白、黄五行为正色，绀（红青色）、红（浅红色）、缥（淡青色）、紫、流黄（褐黄色）被视为间色，正间之分，其实跟视觉享受关系倒不大，而是象征着礼教法度和等级制度（同样是重色的东方国家，东瀛对色的无限细分以及充满情致的命名，来自物哀文化和万物有灵观，中国的重色跟此也有本质不同）。色之等级观虽早已为当代所不取，但也正是这一点，色的重要性才不但未在历史长河中被削弱，反而随着朝代更迭被不断丰富、愈加强化。

　　如果说整个西方男装设计的基础都建筑在立体的“型”上，那么，色虽然是平面的东西，却撑起了中国传统男装发展的一片天。

　　“就简”未必“删繁”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设计师的成果固然摊在桌面上，而其智慧却要看地上——没错，看地上零落的边角废料。现代西服制作工艺烦琐，面料在一道道剪开又拼合的工序中，渐渐七零八落。当一件西服完成，地上的废料简直让人有种“是破坏还是建设”的错觉。

　　而这些破坏与浪费真的必要吗？中国传统男装的裁剪，充分说明了“就简”未必一定要“删繁”。衣料作最大化利用、基本不需砍掉什么冗余，加上中国传统男装线条宽身，不会因体重、体型有些许增减就没法穿上身，实在高度契合今日的环保理念。在我们这个物质过剩而资源短缺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善用资源、与环境友善的理想追求吗？

　　谁无痼疾休相笑，各有风流两难全。想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要求士兵不留胡子，便于己方可揪住敌人胡须，对方却怎么也抓不住己方光溜溜的下巴，而中国古代又出了多少令敌闻风丧胆的美髯公将帅？反之，“将军肚”也好，“宰相肚里能撑船”也罢，中国古代男性推崇肥美的大肚子，在今天看来，就不如西方骑士盔甲下细腰与平直的腹部来得利落健康。

　　不是比谁压倒谁，更非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西式服装在现代设计观念和制造方面的贡献，是全世界都值得感谢的。而去中国古代男装的精髓中，寻回失落的精神世界和对自然的崇尚，恰是助今日以“西风”为主流的男装设计更上层楼的不二法门，正可谓：眼前无路想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