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在经历了三十年前所未有的快速GDP增长之后，中国又无与伦比地抵御了全球经济危机，但它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并且威胁到了它实现步入高收入行列的能力。其问题在于，面临来自高风险影子银行活动和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金融动荡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是否有政策空间让经济走上更可靠的轨道。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似乎走上了完成这一再平衡的轨道。其经常项目盈余从2007年占GDP的10%下降到2012年的2.6%，并且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资本账户赤字。此外，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只增加了987亿美元，而在2007—2011年间平均每年都要增长4350亿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将减小。

　　但是，去年中国经济的失衡又卷土重来。2013年贸易盈余可能突破2500亿美元；其资本账户盈余在前三季度突破了2000亿美元；其外汇储备激增5097亿美元。与此同时，经常项目盈余的下降（以占GDP比重衡量）可能是因为投资-收入赤字增加的结果。此外，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提振了出口，但持续的产能过剩加上家庭消费增长较2012年放缓导致投资增长降到了过去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依然算得上强劲）。

　　从理论上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经常项目赤字或盈余，但中国的长期盈余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有不到7000美元，其作为世界最大资本出口国彰显出资源的严重错配。

　　事实上，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后，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继续增加的每一美元所带来的边际成本都远远高于潜在收益。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积累外汇储备毫无疑问不利于生产。

　　当然，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时间，并且会带来一些风险和牺牲。但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福利损失，因此需要拿出接受短期增长放缓以换取更稳定的长期增长路径的意愿。事实上，只要政策设计合理，增长放缓的时间和影响是可以最小化的。

　　关键的第一步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停止干预外汇市场，这将能阻止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应该尽快采取浮动汇率机制。

　　尽管这一转变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但并不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严重。首先，虽然它可能造成人民币升值，但中国的共识是当前汇率与均衡水平相差不远，因而升值将是温和的。

　　类似地，尽管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但减速可能不会很严重，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主要是加工贸易（具体地说，就是组装进口自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中间产品）。而随之增加的进口也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很大伤害，而更有可能起到补充而不是替代内需的作用。简言之，中国承担得起再平衡的成本。

　　在过去几年中，流入中国的流动性是日益短期的旨在进行汇率和利率套利的资本（即所谓的“热钱”），因此当升值预期消失时可能会出现资本大量外流。为了防止大规模资本外逃威胁中国的金融稳定，跨境流必须谨慎地进行管理。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弹性汇率，将扼杀货币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下单边注的机会，从而减少热钱存量。目前热钱占据了中国资本账户盈余的大头，即使中国经常项目在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盈余，但从双盈余转向更加正常的外部处境能大幅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

　　中国收支结构的必要调整已经拖得太久，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即使这需要冒一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