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少老板赚快钱的浮躁心态作怪，浙江的纺织业与加工业错过了最佳转型时机。

　　在“狼来了”高喊数年后，浙商危机真的来了！浙商，这群长久以来被视作中国经济繁荣的显性符号群体，正在乌云压城的风雨飘摇中艰难寻求未来的出路。

　　事实上，回家过年时，我已隐约体会到浙江在全盛时期之后的经济困境。正如女人的裙子长度和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这些困境往往也展现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县城“新兴工业区”住宅楼单价达到将近两万余元，可晚上在附近游逛的人们，却只能看到这一楼盘零星的几盏灯光，房产泡沫看起来一触即破；为外国提供油烟机、制冷设备加工的中小企业主在前几年的好光景下，都开上了加长宾利，如今却是处在日夜不安的焦虑之中，譬如我的某位“富一代”同学在除夕夜还在等待来自土耳其的电话，他的惴惴不安尽在此言中：“如果这单生意做不成，年也就过不成了”；坊间总是流传着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某某老板跑路了，留下一个乱摊子，某某金融“小鳄”在厦门自杀了，身后债台高筑……

　　浙商文化曾一度光鲜。所谓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浙商文化正是浙江商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元素积累而成的商业文明。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可否认，如今的浙商文化的确灰头土脸，其秉承的价值观和商业模式亦引起了商界和学界的深思。

　　事实上，浙商引以为傲的纺织业、加工业在5、6年前就凸显出了难以为继的危机。究其内因，是不少老板赚快钱的浮躁心态作怪，导致企业错过了最佳的转型时机。早十年间，依靠纺织业、加工业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浙商们，大多秉承“哪里钱多，就往哪里跑”的原则，房地产、期货、金融贷款乃至担保公司玩得不亦乐乎，如今遇上风云突变的经济大势，投资副业越来越难赚钱甚至亏损，可再想回到主业，先发制人的转型先机已然失去，不管是企业的生产还是经营，都陷入了尾大不掉的烂泥之中。

　　从外部环境来看，浙商的崛起，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欧美的经济周期影响甚大。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之后，尤其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人们对于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业已影响到消费领域。另一方面，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我老家的亲戚，专为爱马仕代工，但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加上欧洲奢侈品订单对于工艺的过度苛刻和工序的纷繁复杂，如今奢侈品代工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被压缩到了百分之一以内。相反，越南、柬埔寨、泰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吸引了发达国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关于沉重的赋税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暧昧关系，浙商之间热传的经典名言“看得见的手乱作为，看不见的手不作为”，可以作为一个无奈的注解。

　　当然，一向以自力更生著称的浙商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苦苦挣扎的数年中，研制出了不少自救之道。例如我做纺织业的亲戚将他奉行的“一站式服务”比作卖鱼。他为服装生产商提供丝绸原料，还提供织染、配送等服务，就像在菜市场卖鱼，不仅在鱼的质量上追求新鲜、肉美，还提供现场宰杀、保鲜袋包装等服务，“免得客人还沾上一手腥味”。这种服务上的改进逐渐换来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也算是“惨淡经营”为企业续命了。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做生意只能依靠勤力劳作，这当然就是浙商一贯以来的艰苦创业精神。到第二步“少有斗智”，意为在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条件下，商人欲想与人争利，则必须精敏有心机，靠策略制胜，“富者必用齐胜”，在这一阶段上，宗庆后、马云等浙商的精英代表亦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到了第三步“既饶争时”，即在资本自我积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抓住时机、谋求创新，浙商之所以深陷危机，正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败在了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