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中国工人失去了由政府提供的医保和子女教育保障。现在，中国民众要靠储蓄来支付预期的子女教育以及自己的退休以及医疗费用。

　　但中国雄心勃勃的金融改革要想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加大社会开支。这将进一步给已经处于赤字状态的预算造成压力。

　　雪上加霜的是，有利的人口趋势正在逆转。中国劳动力数量将在五年内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会回落。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很多意义重大的转变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对中国快速增长至关重要的城市化增速也在减缓。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一半以上的比例，而1978年时为18%。但由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从农村地区移居城市的数百万工人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户口制度要求每个公民登记一个（永久的）居住地址，也只能有一个。

　　户口的类别决定了个人在某个行政区是否有权利及资格获得相应的福利与服务（诸如公立教育和公共住房）。据估计，2.5亿至3亿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工人仍然保留着农村户口，因此在经济中无法充分参与。

　　户口制度意味着城市化真正的程度还不清楚。它还意味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并不一定等同于收入增加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多。
　　中国当局已经采取行动减少对农民工的歧视，放宽对移居城镇和小城市的限制。假以时日，这些人也将更容易进入中等城市，但不包括就业和收入增长机会最大的大都市。

　　然而，就算是这种轻微的户口制度改革，也可能遭遇阻力。

　　首先，各城市政府反对放宽户口限制，担心这会减少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同时也担忧满足相应的福利、服务和设施需求会给预算造成压力。

　　其次，任何改革都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农民是否具有出售农村财产以便释放出资本的能力。胡锦涛领导的上一届中央政府在2008年的全会上已经宣布，农民的土地权益（此前曾受到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可以无限期延长，实际上等于允许农民转让土地。

　　但既得利益者阻碍了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正，而这是实施改革的前提。明晰透明的产权将令地方政府难以为兴建基础设施、工厂和城市住房随意分配土地。地方政府将征用的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或者用于抵押，土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进一步城镇化可能导致城市过于拥挤，产生环境问题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同样也会考验地方政府治理拥堵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环境恶化、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紧张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只有三座城市满足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而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经常比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规定的标准高出10至20倍数。

　　中国政府曾反复承诺改善环境状况，但实际上治理环境与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悖。

　　治理环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负债累累的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将无法偿还借款，进而引发金融系统问题。而使用更清洁但更昂贵的能源将增加价格压力并降低中国出口商的竞争力。而且，那些污染企业通常是纳税和提供就业的大户，与政府关系密切。

　　中国立志实现小康社会。但在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中国也发现，经济目标和社会平等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难以调和。

（Satyajit Das曾经是银行家，也是Extreme Money和Traders, Guns & Money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