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放缓通道，“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转折，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拐点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战。

　　2014年中国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年至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1年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像上一轮下降幅度那么大。那么，中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所致？这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放缓通道，“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转折，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主要体现在：

　　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经济增长逐季下台阶，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1年一季度开始连续12个季度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进入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1997-2001年为第一个“调整型增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七上八下”的新阶段。

　　二是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三是宏观债务金融杠杆风险不断累积，进入前期政策消化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并导致了杠杆率的大幅上升。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水平远低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平均350%的杠杆率，但鉴于金融危机之后财政货币扩张引发金融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上升，因此风险仍不容忽视。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最快。根据标普数据，截至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已经远超90%的国际警戒线。预计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持债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

　　而最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据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2014、2015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增长更快，而财政收入增幅则难以大幅提升，届时地方政府以及融资平台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