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季度实际GDP增速为7.4%，虽然仅比市场一致预期高了0.1个百分点，但这是建立在GDP平减指数大幅回落的基础之上的。一季度GDP平减指数从去年四季度的1.7%回落至0.46%，由于平减指数与物价指数相关，在短期内CPI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平减指数似乎不应该变化那么大。这就引发了对一季度实际GDP增速被高估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声的背后，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把GDP增速作为衡量经济好坏或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究竟会对社会经济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待GDP：理念与操作总是相悖

　　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87年的30多年中，政府部门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从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始，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目标终于取代了总产值目标，1994年之后，政府向人大提交的报告才开始用GDP这个指标。GDP这一指标替代总产值，可以剔除很多重复计算部分，且可以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谓进步巨大。

　　但GDP增长率，似乎更应该看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目标。比如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都把提高就业、改善社会保障和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等作为目标，与GDP这一目标相比，显得更直接且有意义。

　　事实上，中国早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把GDP增速从过去的硬指标改成“预期性”指标，而将人口总量控制、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耕地保有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八个指标变成必须确保实现的“约束性”指标。而且，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GDP增速预期性目标是平均每年7.5%，十二五规划则更是将其降至7%。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或人大层面，都早已从理念上降低了GDP这一指标在诸多经济指标中的地位。但在执行层面，却常与理念相悖，如2009年提出的GDP增速保八目标和“两年四万亿”的公共投资计划，导致经济再度快速增长，使得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实际GDP增速高达11.2%，名义GDP更是高达16.8%。可见，理念归理念，从操作层面看，每一年实际上都没有摆脱对GDP的倚重。

　　正如我们非常关注美国的失业率变化一样，美国同样也非常关注中国GDP的增速。因为美国将失业率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否退出相关，当失业率低于6.5%或通胀率高于2.5%时，考虑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政府尽管已经把GDP增速降格为预期性指标，但根据到2020年实现GDP翻番目标，GDP增速不能低于7%。由此可见，中国虽然从理念上降低了GDP指标的地位，但在决策思维上仍被GDP所左右。

　　稳增长全靠投资的代价越来越大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要素（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中，由于劳动力供给已经下降，而技术短期稳定，稳增长只能靠货币资本。而投资则是货币的载体，2008年以后每次稳增长都是靠投资，体现为投资占GDP比重的持续上升。导致负债率上升的重要背景是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目前GDP名义增速不到10%，仅为2007年峰值的一半，而融资总量余额增速仍高达20%，与2007年相当，但货币投放的增加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下降导致的经济潜在增速回落，其结果是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脱节。

　　我们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过去十年投资增速远高于GDP增速，目前不少中西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近100%，有的甚至已经超过。而从一些大的项目看，公路投资趋于饱和，水利投资缺乏现金流独木难支，基建投资瓶颈出现。对实体经济支撑起重要作用的制造业投资已经出现天花板，目前国内钢铁人均产量已达美国峰值水平，接近日本水平。

　　这种对投资高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如2008年至今，企业债务增长了50%左右，占GDP比重超过120%，成为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第一大要素。而地方政府债务扩大、产能过剩、社会融资规模膨胀和金融错配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愈演愈烈，都是投资依赖症的直接或间接成本。

　　正是由于GDP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当投资高增长难以为继时，GDP增速的回落也就不可避免了。从一季度的各省数据看，凡是过去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GDP中占比极高的省份，GDP增速数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跳水。如全国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降幅为2.6%，其中西部地区降幅高达4.2%，尤其黑龙江一季度投资同比下降26%。西部地区GDP增速平均降幅为2.1%，工业增速平均降幅为3.1%。已批量出现6%以下GDP增速的中西部省份。

　　因此，既然为了让GDP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路径是高投资，那么，这种对高投资的路径依赖，是无法持久的。从过去20年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关系看，无论是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单位投资所创造的GDP越来越少，这表明高投资不能让GDP保持高增长，更何况要保持高投资也越来越难了。

　　GDP增速低于7%就会引发失业问题吗？

　　抑制通胀和维持币值稳定一般可以认定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利率水平、M2增速、信贷规模控制等，都属于中间目标，如同货币政策目标一样，GDP增速目标或稳增长目标等也不能算做是最终目标，而是中间目标。美联储将失业率目标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并相机做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延续或退出的抉择，显然比中国将GDP增速作为奋斗目标要合理。

　　尽管国内不少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也在研究GDP增速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证明让GDP维持在一定增速水平是合理的。如有主流的观点认为GDP增速若低于7%，就将引发失业问题。这样结论的得出，可能是基于实证研究，但从统计逻辑上看似乎不够严谨。因为无论用GDP的生产法统计还是支出法统计，都不能得出一个GDP增速低于多少即会出现失业问题的经验性公式。从生产法看，产业比重的变化或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改变单位GDP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而从支出法看，投资占比越大，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应该越少。从更长的时间段看，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今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净减少）也会影响到就业率。

　　记得金融危机时推出两年四万亿投资计划时，支持该计划的主流观点就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从国内过往历史看是递减的，当时已经降至了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创造8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因此只能采取巨额投资的举措来应对，实现保八目标。但如今的研究结论似乎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解决120个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见，GDP增长肯定有利于就业，但增长率与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却是动态可变的，这就是为何如今名义GDP增速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50%，但就业状况反而比2007年更好的原因。由于近年来服务业的占比上升，而服务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创造的增加值不如某些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但创造的就业岗位却远多于后者。因此，为了保就业而稳增长，为了稳增长而启动大规模公共投资，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下降，其中2012年净减少345万，2013年净减少244万，此外，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总规模的增速也出现了下降，这就表明，中国可能会像70年代的日本那样，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失业率却没有显著上升，而日本当初的GDP增速几乎从高点回落了一半，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中国经济降至7%以下会导致失业问题。

　　人力成本上升推动智能化产业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快速上升带动服务消费，环境恶化让环保产业加速发展等，都有利于经济转型的自然推进。今年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债务规模的约束力，迫使地方政府放弃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这些举措，均有利于经济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着GDP目标长期形成的一套投融资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还是来自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唯有放弃以GDP为评价核心的政绩观，才有利于行政职能的转变。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