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一） 
 
　　当中国的社会矛盾如堰塞湖般越积越高，其一旦决堤的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改革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共识在基层大众与顶层精英之间逐渐达成共识。2012年11月，新一任政府正式履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被概括为：经济制度改革依然是整体改革的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等。

　　面对困境中的改革号角，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秉承的审慎态度，我在延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的同时，提出了“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并于2014年4月推出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在新书中，我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一。
 
　　我在2006年的新年感言里说过，我不反对改革，但我主张反思改革路径，并将自己定位为“改革反思派”。 在对过去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反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这也是我在《“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中观察、分析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基本思路。 

　　从2012年十八大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改革已经再出发。但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盲目乐观派，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积弊，而且必须要突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层官僚的阻挠。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从“乱局”走向“变局”的关键十年。

　　大概从2004年，我因反对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高管以市场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开始，到2008年，我又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计划，因此很多人给我贴上了“改革反对派”的标签。可奇怪的是，每当中国经济问题屡屡被我言中时，又有人出来说，郎咸平就只会骂，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能给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我的建议有人在听吗？听了会实行吗？这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学者的悲哀。所以，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1．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反对以市场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各位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东西，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再合适不过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来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柯林格尔等公司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国企改革，而是反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伪改革。

　　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很多国企，因产业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看起来虚胖，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它们依靠垄断地位、资金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各种补贴生存。国企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场化为名的所谓改革者，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卖给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让他们去经营。但其实是希望将原来国企的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当然，我仍然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2.我不反对救市，但反对以救市的名义为权贵解套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厉声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厘清当前国内复杂矛盾，挖掘表层现象下深层规律的最佳样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一时间，有媒体称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乌鸦”。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四万亿救市”为权贵解套，并提出政府应“放弃保八，藏富于民”。当时，有学者立刻批驳我无知，并声称，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萧条，即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各位，结果怎么样呢？由数据来看，无论是我们手中钞票的真实购买力，还是我们官方衡量经济增速的GDP，显示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历“滞胀”，而且已经至少持续了三四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自2008年政府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我们就是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繁荣”。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坚持，中国经济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让冷的产业更冷，比如中国制造业；让热的产业更热，比如“铁（铁路）公（公路）基（基础设施）”等GDP工程，而应该是扶持民营企业、提振内需，从而拯救近些年来已经持续萧条的制造业，实现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败，但反对高薪养廉和运动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由官方智库研究，被称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关于预防和惩治腐败，“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构想。具体表述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这个构想可以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高薪不能养廉。那么，像俄罗斯普京那样，凭借领导人的铁腕，开展“运动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长期看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各位有兴趣可以阅读我在《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的相关章节。那么，怎样才能从根子上预防腐败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学者可能会从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给出的办法是强化预算制度、公布政府审批清单以及给市场放权。

　　通过预算制度预防腐败，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无巨细地向社会公布，让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在阳光之下进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给市场放权，我认为是预防、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从源头上铲除了窳败的土壤。而要给市场放权，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审批的权力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都应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自行解决，政府无需，也不能再去以审批名义谋取部门利益，这和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是一个意思。
 
　　本文摘自新书《“新政”能否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