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美欧日经济开始逐步复苏，但未能有效拉动中国外贸的增长。相关测算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2-2007 年，1%的全球经济增长可带动我国9.1%的出口增长；而危机后的2010-2012 年，1%的全球GDP增长仅可带动我国6.1%的出口增长。外围经济增长对中国外贸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这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

　　首先，美欧日经济复苏与中国出口出现“脱钩”迹象。201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各国经济相较于原有增长格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美国制造业复苏带动实体经济复苏明显。而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出现“脱钩”迹象。这一趋势也同样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2013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续。

　　其次，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追赶态势进一步增强。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第三，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除了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

　　展望未来，中国不应该把焦点过度集中于保外贸增长上，而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这种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在贸易层次和战略利益上取得突破。同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可能会对我国产业的全球定位形成惯性依赖，面临“被锁定”风险。

　　综合分析来看，全年要实现7.5%的外贸增长目标，压力在下半年。从现在的情况来讲，“稳增长”和“稳外贸”政策有一定的时效性，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有一定集中体现，但是考虑到对外贸易已经开始呈现国际产业转移放慢、向周边国家产业转移和订单转移加快、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样“一慢、一快、一升”的态势，再加上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诸多挑战，因此，外贸总体形势仍是趋紧，中国必须对未来贸易转型与升级有长远设计。

　　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中国需要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控制力。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自贸协定）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FTA、中国-东盟FTA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欧FTA等战略协定谈判，并提升各个自贸区谈判的透明度。

　　同时，从长远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应该通过积极整合亚太地区的区域性贸易安排，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建立。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因多个区域性贸易安排并存而导致的亚太地区制度规则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促进规制融合，而且也有望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