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撰文指出，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此外，不需要过度关注出口、投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应该更加注重结构优化。

　　黄志凌指出，“只要能够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可以接受”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这种趋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利事。

　　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显示，两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仍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才出现经济增速的明显降低。而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明显不同，它们的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

　　“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大大挤压改革空间，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持一定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黄志凌称。

　　他表示，保持一定增速的同时，须特别重视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间的关系，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资本、资源、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其实质是降低单位消耗，提高产出增加值。为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增长质量，还须扭转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评体系中纳入环境影响、创新性、投资效率等经济质量因素。

　　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重问题，黄志凌指出，不要过度“纠结”三者对GDP的贡献率，重点是三者的结构优化。首先，出口所扮演的经济增长角色不应被弱化。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基本上维持在30%以上，并一直保持上升态势，直到90年代初跨入高收入阶段后才有所下降。相比下，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尽管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始终没超过15%，但其却并没有因为“看起来合理”的出口占比成为高收入国家。更深层次去分析，相对于调整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出口结构则更加重要。

　　其次，投资仍然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盲目“去投资化”。内需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变是个长期过程，消费增长是个“慢变量”。短期内刻意压低投资增速来实现所谓的消费占比提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失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现状、城乡差别、以及所处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以及从东部的城市基础设施、中西部的工业技术基础和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存在大量亟待满足的“刚性投资需求”，决定了当前需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力度。因此，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相比下，中国更该关注投资偏离实际需求、不注重效率、重复投资等问题。

　　第三，在消费方面，不能简单观察比例数据，当前应主要关注消费结构。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0%左右，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2年，美国的消费占比为83.5%，韩国和日本分别为70%和80%。不过，提高消费占比并不能确保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国家的消费占比普遍在60%以上，与高收入国家在同一个区间。阿根廷的消费占比平均为77%，巴西的消费占比均值更是高达80%。

　　黄志凌表示，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换成消费驱动，还缺乏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对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保障、消费环境、消费心态等影响。这些都需要逐步改善。因此，提高消费是一项渐进战略，操之过急反而会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害。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谋求长远发展，须实现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结构的转变，居民用于生存的花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应不断下降，而用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应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