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版QE”之后，对于央行采取的定向降准、再贷款、向国开行提供1万亿元补充抵押贷款（PSL）等措施， 中国的货币政策又找到了新定义。据境外媒体报道，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用“质化宽松”一词，把中国央行近期的刺激措施与美联储实施的耳熟能详的量化宽松计划区分开来。

　　有业内专家认为，我国“质化宽松”政策注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但也看到了长期通胀的压力和风险的隐形拖延。

　　区别何在？

　　事实上，“质化宽松”并非新创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质化宽松政策最早出于日本，这种政策通过购买高风险资产向市场投放货币，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而量化宽松是为了降低基准利率购买中长期债券增加货币供给。

　　威廉·比特认为，中国的“质化宽松”与美国量化宽松QE的区别在于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中国央行在资产负债表中加入更多高风险资产，同时又不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而美联储QE则通过购买美债和抵押贷款证券（MBS）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资产负债表则会膨胀。

　　对此，美联储委员会前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质化宽松”与传统量化宽松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央行资产负债表对于货币规模的影响有区别。美联储QE主要通过直接购买债券投放基础货币，扩大资产负债表，花旗方面认为中国“质化宽松”更多影响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对资产负债规模影响温和。而在周春生看来，两者只是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再贷款也会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周春生说。

　　二是我国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是“量”的投放，更多是对质量的强调。货币政策不仅是规模影响，更多考虑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影响。比如，央行并没有统一降准实施量化宽松，而是针对农村金融机构定向降准；我国量化宽松政策不是美联储式简单的买卖政府债券，而是通过向国开行发行万亿PSL用于棚户区改造。这说明宏观调控为保增长创造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结构体系的调整。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周春生表示，美联储QE对经济结构调整考虑得并不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实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专家基本一致地认为，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最终目标是为了刺激经济。当前中国整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尽管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当前经济趋稳，但依旧存在下行压力。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央行采取再贷款、定向降准、为国开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支持棚户区改造等“微刺激”手段，维持经济增长势头，提高解决就业的能力。

　　隐忧犹在

　　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则认为，中国央行此举类似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并且对这一政策可能引发的长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

　　对此，周春生表示，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担忧，货币政策势头是在维持经济适度增长和维持物价稳定之间寻求平衡。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为此，央行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方面一直持慎重的态度。

　　目前，国际国内环境为货币政策创造了积极主动的条件。一个指标是外汇占款的增长放缓。央行数据显示，6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31.01亿元人民币，较5月末的272998.64亿元大幅减少867.63亿元，外汇占款连续12个月负增长。

　　另一项指标是物价表现比较温和。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物价同比涨幅维持在2.3%，相对于把CPI涨幅目标稳定在3.5%以内的通胀率内，物价上涨是比较温和的。7月，PPI同比下降0.9%，环比降0.1%，连续29个月为负值，保持紧缩的状态。

　　周春生对此表示，在央行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的背景下，要对通货膨胀保持一定的警惕，目前来看没有通胀的压力，而维持经济增长则面临较大的挑战与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应用金融系主任韩复龄称，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面临通胀压力，当前货币政策是努力在保增长、抑制通胀之间寻求平衡，但难以兼顾。为此，央行采取了非总量性调控，通过定向降准、再贷款、补充抵押贷款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来替代经济全局量化宽松。这样既要保增长又不能过分限制资产负债表扩张，是一种权衡利弊的综合性举措。

　　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韩复龄这样比喻：相当于给中国经济吃了“止痛药”，并不意味着不疼了，而是将疼痛延后，但这种举措不可长期持续。

　　有专家分析，央行举措目标在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对实体经济注入资金，以刺激经济增长。但通过PSL、定向降准增加高风险资产比例，为金融系统增加流动性的同时，实际上将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延后，可能造成风险程度的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