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银经济学家Dooley, Folkerts-Landau和Garber曾在2003年发表过名为复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论文,在最近发表的报告中,他们重新提到了当时的观点。
他们假设,我们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特点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压低对美元的汇率,利用本国的人口红利,促进出口型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发展中国家将廉价的商品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换取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他们又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债,这给美国扩大支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参与制造了泡沫。
此外,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中国阶段(China phase),这将持续大约10年,在那段时间里,中国阶段是全球资产价格变动的一大驱动力。
以下内容来自德银当初的观点:
国内劳动市场与出口导向型增长
当中国寻求融入全球工业经济的时候,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国阶段开始出现。
这一阶段可能将在2003年后持续10年或者更长时间。
对中国来说,当时的舆论重点是宣扬充分利用闲置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亿过剩劳动力,每年可以吸收就业1000到2000万,这也是我们判断中国阶段会经历十年的原因。
只有一部分就业是直接来源于出口行业,但为了令这个系统成功运转,就需要中国有能力将汇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其后,中国还要有意愿积累国际储备和海外净资产。金融压抑可以帮助压低汇率,同时避免通常会出现的国内通胀,资本管制也可以限制私人资本流动。
在践行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过程中,中国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克服工业国家正常的贸易保护抵制,他们邀请海外资本到中国合资或独资建厂,外商从廉价劳动力中获益(经济学上的“租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与资本利益被分离。
作为回报,中国将获得外商的管理技巧、最新的产品信息与生产工艺,打开海外市场也因此不费吹灰之力。
即使当中国变成一个中心国家,印度也可能采取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策略,这一体系将会重启。
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流动、外汇储备和通胀
为了继续扮演系统中的角色,中国的出口规模必须大于净资本的流入,因为其需要为地缘政治和其他国家的风险提供抵押品,这种净流出主要是以美元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这为大规模的FDI流入(以及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宏观经济层面如此长时间的资本“向上流动”(uphill flow)明显有悖于标准教科书中关于国际宏观经济的模型。
因此,美国巨大的且快速增长的经常帐赤字并不是因为“挥霍无度”,而是海外储蓄大规模涌入,美元实际利率的走低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中国将获得的用以维系这个体系运转的外汇储备并没有规模上的限制。由人民币的升值导致的外汇储备损失其实只是次要的问题。
任何想要将外汇储备多元化(例如减少美债持仓)的尝试都会弄巧成拙,并且会导致中国需要在整体上获得更多的外储。未来中国将会持续累积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
中国也会通过各种形式的金融压抑避免由货币贬值带来的国内通胀,尤其是提高存款准备金要求,将低息的票据注入银行。
其他采取出口驱动增长策略的国家同样也会获得大量的外汇储备,新兴市场国家将不得不加入到控制利率浮动的行列,或者通过货币贬值刺激出口。
他们认为,当中国再次达到平衡的时候,中国阶段可能就会结束,这种再平衡意味着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消费导向,这将会催生金融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长期实际利率将会走低,并在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都保持异常的低水平。
未来,这个系统潜在的驱动力来自印度。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百日,他竞选时的承诺还有待落实。而中国为莫迪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模板。
最新的报告提到:
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印度现在并未走上取代中国位置的道路,但展望未来,莫迪政府的计划如果实现,印度将会走到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外围。印度人民党2014年的竞选宣言公布了几个经济目标,其中提到,一个强大的制造业部门将创造上百万的工作岗位,增加工人阶层的收入。总体而言,这将提高政府的收入,进而迈向进口替代(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印度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
此外,宣言还提到多项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政策目标。例如,通过提高出口以及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性,印度的经常帐赤字将大幅减少。修建港口、道路、铁路、机场的计划能够消除基础设施薄弱的劣势,促进国际国内贸易。印度还打算破除官僚主义作风,引导外资流入除零售以外的多个部门,投资与工业区将被建设成国际制造业中心。
当然,这些都只是政治宣言,想要实现这些计划通常都会受到资源的约束与政治势力的抵触,但从表面来看,印度已经准备好取代中国,充当起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外围角色。成功启动出口导向战略的关键是吸引FDI,手中“抵押品”的规模会限制FDI的规模,但是大量持久的经常帐盈余将会逐渐打破这种桎梏。
今天的印度,已经向FDI打开了大门。我们认为,除非印度能够将经常帐转为盈余,否则不太可能重演当年中国吸引外资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