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内生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悄然转换。

　　中国经济结构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从内部看，中国也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17个季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周期，一些旧的平衡、旧的模式和旧的理念正在被打破，呈现出许多“新常态”。但这种“新常态”绝不仅仅是 “增速放缓”，更意味着“转型换挡、结构优化、全面提质”。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保持稳定。去年中国新增1300万个就业岗位，远超1000万的预定目标，截至今年8月城镇新增就业已接近1000万，接近全年目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大增强。

　　二是企业并未随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降出现大范围亏损，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4%，经济增长韧性有所提高。

　　三是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在生产领域，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明显好于传统制造业；在消费领域，网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增势明显。2013年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9万亿元，2017年有望超过20万亿规模；在投资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投资增速。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三产占GDP的比重是46.6%，增速持续快于工业，占GDP比重继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许多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些新的结构性变化都在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全球经济同样处于深度调整“新常态”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同样处于“新常态”。全球金融海啸至今已经过去6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中，虽然各国开始逐步摆脱危机的阴影，但发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孕育着深层次的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正在处于产业结构重构和重组，摆脱旧增长周期的过程之中。

　　第一，全球经贸发展格局孕育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至1938年仅为0.7%，1948年至1990年为6%以上，1990年至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成为大趋势。国家竞争优势已经不再取决于规模和体量，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获取附加价值的能力。附加值低、成本透支，中国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增长留下了，财富流走了”成为中国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典型标签。

　　此外，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正在重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 将成为是美、欧、日主导全球21世纪“铁三角”国际经贸游戏的新规则，TPP将主管东半球，TTIP将主管西半球，对于PSA，美欧日也已经启动谈判缔约21个成员，中国面临战略挑战。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孕育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 （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二是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第三，全球产业技术创新孕育重大变化。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危机的暴风骤雨之后，往往会出现技术革命的绚丽彩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技术创新渐趋活跃，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近几年来，各国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美国政府积极推动 “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的 “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为提高竞争力做好战略储备。欧洲已经深刻意识到，产业结构老化，缺乏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生产率低下，未能适时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是导致“欧洲僵化症”长期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需要尽快调整欧洲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欧盟2020战略”出台要求把创新作为首要目标，在10 年内把欧盟建设成“创新型欧盟”。此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正在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抓手。

　　在这样的全球“新常态”之下，对于一直处于速度追赶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可不可持续，能不能对其他国家构成真正威胁并不取决于经济的体量和规模，而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中国经济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