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肯定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有100个项目，95个成功，5个亏损，那就是非常好了。当然如果说你投资100个项目，50个都亏损，那就有问题了。

　　正像我在前几次发言中讲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外汇储备也从几亿美元增长到现在接近4万亿美元，国力和技术实力大大增强。如果说前30年我们的开放以引进外资、引进国外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话，近几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呈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态势。据统计，近十年来我们对外投资的流量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长速度听起来很高，和我们原来的基数比较低有关系，但毕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3年，国际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复苏状态，跨国投资流量增长只有1.4%，是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海外投资流量仍然增长了22.8%。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现在正进入到一个海外投资迅速增长的阶段。

　　因为今天是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为主召开的以香港金融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研讨会，所以我特意查了一下对外投资中涉及香港地区的一些统计数据。中国现在境外投资的流量，按境外国家及地区统计数来看，第一位的仍然是香港，香港占了去年对外投资额的58.6%。因为我过去接触的比较少，我看到这个数字都感到很吃惊，这说明香港作为中国金融窗口的地位还是很明显的。香港占到我们对外投资额的一半以上，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数字。去年海外投资总的流量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78亿美元。在这当中有58.6%是投资在香港，但是香港可能只是一个窗口，通过香港又投向世界其他的地方。从这一组数据还是能够看出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作为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中国海外投资总资产量已经达到了25000亿美元，其中净资产的存量是6600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投资净值有5800亿美元，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去年我们的跨国投资流量占了全世界跨国投资流量的7.8%。但是我们的存量由于过去基数比较小，占全球比重还比较低，跨国投资的存量我们只占全球的2.5%，还是个比较小的数字。尽管如此，中国在全世界的跨国投资已经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海外投资的潜在发展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我跟陈家强先生和李波司长交谈的时候，也谈到我工作当中的一些感悟。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走出去已经是很多企业的一种必然选择。我长期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工作了40多年，我曾经经历过国家只有几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时候。在80年代我们的外汇储备曾经一度达到过150多亿美元，那个时候就觉得很了不起了，研究如何要用好外汇。李鹏总理在当时还曾经提出来，用外汇建几座电站。那个时候我们供电很紧张，像苏州工业园电站，湖北襄樊电厂，还有天津蓟县电厂都是当时利用这批外汇建设的。但是现在我们居然达到了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我们当时想不到的。我后来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从我熟悉的能源领域也能勾画出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状况。现在我们国家的电70%是用在制造业上，家庭用电只占11%-12%，服务业用电只占13%，农业用电只占5%。从用电结构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电主要用在制造业上。具体用到哪里去了呢？实际上一讲大家都很明白，我们的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机械制造业使用了大量的电。就以钢铁为例，我刚才向陈家强先生介绍，我原来在国家计委也分管过工业，其中包括钢铁工业。纵观全世界钢铁发展史，只有美国达到过年产1.6亿吨，只有四个国家的产量曾经超过1亿吨，那就是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德国。前苏联达到过1.4亿吨的钢铁产量，日本和德国也超过1亿吨，但是后来随着他们工业化完成，他们的钢产量都掉到了现在的1亿吨以下。我在任时，有一年中国钢产量曾经快接近2亿吨了，那时候冶金部的老领导就惊讶的呼吁，不得了了，中国已经到了2亿吨钢了，国家注意要控制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钢产量达到了7亿吨。刚才陈先生也问我，7亿吨是产量还是能力，我说是产量，能力比这个还要大。如果包括现在还在建的，有人说快接近10亿吨。这样大的数字可以说在世界的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当然我也很担心，这种产量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是需要的，但是可能很难长期维持。其他的制造业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水泥，还有我们的纺织业。我刚才也讲了一段故事，中国像你们这一代人没有人再去穿打补丁的裤子，我们这一代人离开父母出去读书基本功就是要会补裤子，都是穿着打补丁的东西。现在中国纺织业解决了13亿人口的穿衣问题，还提供了全世界35%的纺织品，也就是说我们还解决了全世界35%人口的纺织品需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也说明中国制造业之庞大。现在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无论是能源也好，劳动力成本也好，和国际上有些地方竞争已经有些问题了。以制衣业为例，原来制衣业是中国很重要的产业，但是现在像孟加拉国雇普通的工人，工资相当于一个月800元人民币，在中国现在雇一个工人一个月800块钱已经很难雇得到。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问题，作为企业来讲面临着走出去的需求。

　　我和很多同志都判断，在未来的若干年当中，走出去将是中国对外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但是也有些统计数据并不是十分准确，像昨天央视《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就问我，我们走出去是不是有百分之七十亏损，我说你这个数字哪里来的？我不相信走出去会有70%的企业亏损。亏损肯定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有100个项目，95个成功，5个亏损，那就是非常好了。当然如果说你投资100个项目，50个都亏损，那就有问题了。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中国走出去项目都是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前仆後继的走出去？走岀去的企业当中很多还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的钱是要精打细算的。所以我想走出去现在是中国对外开放非常重要的新趋势，而且这种势头还会继续发展。

　　但是我们走出去也面临很多问题。我跟李波司长很坦率地讲，我说在现代社会中，金融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如果说碰到问题的话，比较集中的还是融资难、担保难。现在中国的银行在海外机构也很多，企业在开始酝酿项目时，也要和银行沟通。项目搞成了以后，银行能不能给贷款？现在银行也想拓展自己的业务。中国国内现有银行中，国家开发银行做的比较大，其他银行现在也都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业务亮点，所以也在积极拓展。海外贷款项目，问到银行时都说很好，要给你支持，但是真的要提供贷款时确实非常难，海外机构往往做不了主，要通过香港分公司，香港分公司做不了主，还要拿到北京来，到了北京总行还要再评估，还要各种各样的抵押担保等，能够半年、一年把这件事办成就是很不错的了。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很多投资项目面临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比如说我们正在帮助我们的一家会员单位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电厂，这个电厂你想投，日本人也想投，你解决不了融资问题人家不会等你。最后反倒是一些国外银行给了贷款，像马来西亚银行听说有这个项目，他找上门来，说这个项目只要好就愿意给你贷。而且不需要国内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只要印度尼西亚有购电协议作为保证，比如电价是多少，购多少年，每年购多少电，如果这些协议是可靠的话，可以用项目融资的办法提供贷款支持。最后的确是通过马来亚银行给解决了贷款，而且利息还比国内的银行贷款利息低。甚至有一些小额贷款都难，比如刚才我提到这家企业，在中国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这个项目办成以后，首先要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一个公司，要租一个楼面，多少钱呢？600万美元，对于企业来讲这个数字也不算太大，他们本来想就地通过中国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机构解决，但是解决不了，最后老板说咬咬牙，我自己出吧，自己来解决。所以真正要拿到贷款的时候，中国银行的手续还是非常复杂的。

　　第二是担保难。我们现在走出去，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都离不开金融担保，所以成立了一个中信保，财政也给支持。目前中信保已经成为我们走出去提供担保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险公司，但是在我接触到或听到的很多公司都找中信保，因此就要排队，财政还要给中信保额度限制，一年只能担保这么多，如果超出额度以外，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讲，将来出现风险财政就要承担责任。每年的额度有限，额度用完就没有了，而且把额度分解到五大洲，拉丁美洲是多少，非洲是多少，超过这个额度就没有了。昨天我就碰到我们的会员单位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山东科瑞集团，他们现在是国内做石油装备出口做得最大的，全世界57个国家都有办事机构，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拉丁美洲的时候，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见证下和阿根廷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个10亿美元的买方信贷，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国家开发银行胡怀邦董事长也在习主席见证下跟阿根廷石油公司签订贷款协议。这还是在高访推动下签订的协议，但是回来还是落实不了。第一笔就是2亿美元的压裂剂由中方来出口，开行遵守承诺同意给贷，但必须要找担保公司，中信保经过一番研究以后也出具了愿意担保函，好像这个事应该能办成了，还不行，还要报财政部金融司，金融司不同意，金融司为什么不同意呢，最近阿根廷的项目比较多，葛洲坝工程局在这里也承揽了水电项目，要40亿美元担保，担保额度早就没了，所以你就做不成。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很困惑，现在我们国家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企业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可能，把我们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银行也愿意贷，担保公司也愿意担保，就是办不成，而且这个项目还是高访时达成的，其他项目可想而知，会更难。这两个例子，说明我们真要走出去抛开其他问题不说，比如政治风险等，我们面临的金融问题就是很大的障碍，还不能适应我们现在走出去步伐加大的要求。而香港自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现在我也很担忧香港受到“占中”事件的影响，过去我在工作当中跟香港有很多交集，不知道“占中”这个事会发展成什么样，也很担心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不管如何，香港金融地位的作用还是很大的，通过我前面列举的数字不难看出，我们很多对外投资都是通过香港渠道出去的。

　　另外一方面对外投资这两年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关于人民币结算的问题。我们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政治风险很多，一会儿动乱了，一会儿有问题了，中国走出去面临很多的风险，包括汇率风险。接下来李波司长可能还会讲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感到人民币对外投资结算业务也在逐渐的增加，人民币作为一种结算货币也在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亲睐。但是这需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来承担这个任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走出去面临的新课题。昨天在《对话》当中也列举很多日本走出去的经验教训和案例，他们也面临过经济泡沫破裂时候走出去购买大量的美国资产所面临的困境，也经历过由于汇率急剧变化所造成的损失。我们作为后来人，完全可以从过去的案例当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同时我们也非常需要国际上有经验的金融部门、法律部门、咨询部门来帮助我们企业健康的走出去。

　　(本文根据张国宝主任在第六届外洽会《香港金融服务业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上的公开发言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