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缩压力，房价疲软，增长缓慢，僵尸企业。这说的是日本吗？不，这说的是中国。

　　多年以来，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视为值得警惕的例子。如今，2015年的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跟1995年的日本经济都很相像。这是个问题，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过去20年，日本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为1%。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未来20年只能实现这样的业绩，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让中国领导人庆幸的是，上述类比有些牵强。日中两国的最大不同一目了然。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陷入多年的停滞时，已然是一个富国。它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80%至90%。尽管中国的增长一直堪称奇迹，但其人均收入仍远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人均收入仅略高于美国的20%。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较穷的国家更容易缩小差距。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效率低下——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这些问题和效率低下——中国却有相对容易的办法来维持良好的经济表现。

　　我们最好是像习近平最近所做的那样谈谈中国的“新常态”，而不是拿它去与日本比较。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去年表示，中国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那么，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直到不久以前，中国经济一直以10%的年增速飞奔。这一局面现在结束了。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已开始减少，国内流动人口的流速已放缓。随着工资升高、人民币走强以及国际需求熄火，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新常态下的中国，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已变为零。

　　中国的技术官僚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正努力引导增长略微放缓——在条件允许时抑制信贷，在失去勇气时打开水龙头。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降到了7.5%以下，为25年来最低。今年，增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几年内，增速很可能会变为5%至6%，而且这还是不考虑会爆发某种系统性危机时的数字。

　　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通缩，或者说是极低的通胀。在多年担忧物价上涨之后，中国政府如今也像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一样面临通胀放缓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大幅跌破2%。这是去年11月中国央行毅然决然降息的原因之一。

　　物价疲软的部分原因在于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循环论证，因为正是在中国需求放缓的影响下，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才开始下跌。同等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很多领域长期产能过剩，尤其是国有行业。许多国企靠人为的支撑苟延残喘。于是，钢厂还在生产着没人想要的钢材，冶炼厂还在生产着没人用得掉的铜。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一连30多个月下跌。住房行业也是产能过剩，导致了去年的房价下跌。新常态将意味着不断出现重组和破产。

　　第三个特征是经济重心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国有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制动器”，民营部门则是经济增长的“油门”。许多民企难以获得信贷。但由于信贷被吸入生产效率最低的国有部门，债务规模增速仍高于GDP增速。

　　与此同时，有初步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再平衡。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增速为10年来最低水平。安盛投资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的姚远(Aidan Yao)表示，去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了固定资产投资。他说：“我们看到正在出现再平衡的迹象，尽管再平衡的速度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快。”

　　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诀窍将是把资源从公共部门转至民营部门。中国需要更多的阿里巴巴(Alibaba)，更少的大烟囱。“经济增长不再仅靠建东西，要靠提高效率，”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驻北京主管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这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则意味着打乱现有格局以及实施痛苦的改革。中国的新常态就是一段由此到彼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