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形容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那么非“新常态”莫属。作为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需要顺应国内外发展的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导致外需疲软。受此困扰，我国外贸与外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国际收支盈余大幅减少。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盈余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1%下降为2.6%。

　　该如何理解我国外贸及外资领域的“新常态”？又该如何应对？我国外贸及外资政策是否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近日，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的首届同济大学经济学国际学术论坛现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对此进行了解读。

　　外贸投资新常态

　　“按照经济学语言解释新常态，就是指经济结构的转变。”在谈论具体问题之前，盛斌首先对新常态进行了解释。从这一角度理解，近年来我国外贸行业的确处于深度转型期。

　　盛斌从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从国外环境来看，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把扩大出口作为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这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而从国内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劳动成本上升、环境保护力度加强以及法制环境逐渐完善，我国加工贸易的红利逐渐消失，一些外资开始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这意味着我国外贸行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时刻。

　　盛斌指出，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格局下，国际竞争已经从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转向产业链内部，在不同功能、不同环节、不同任务之间的竞争。贸易收益也从注重规模效应转移到注重附加值收益。

　　在新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模式需要从过去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加工模式，转向中高端的制造和服务。

　　“这种产业升级的过程，包括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等多种形态。中国的压力比过去进一步增加了。”盛斌说。

　　而从地区结构来看，全球经济体系由过去的“中心-外围”体系变成了“双核”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比重达到50%，而其吸引的外资占全球的2/3。“新兴市场在中高技术产品、现代服务业、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上需求强劲。”盛斌认为，中国贸易需要抓住这个机遇，由过去单纯注重发达国家，转向并重拓展新兴市场。

　　而如果从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其生产形态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生产和贸易由过去标准化、规模化转向智能化和多元化。”盛斌解释。

　　这意味着，我国的外贸出口要由过去的以消费品出口为主，更多地转向中间品和资本品，并进一步增强服务业贸易的竞争力。盛斌提出，尽管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是顺差的，但服务贸易一直都是逆差，因为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此外，在资本流动方面，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对外投资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盛斌通过分析这一两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已经从资本净流入国变为资本净流出国。

　　而在对外投资的理念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投资方式从传统的投资新建厂房更多转向并购投资、股权投资。投资领域也从注重自然资源、商业贸易，转向大量投资当地的战略性资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

　　贸易政策升级

　　上述这些新变化，也给传统贸易及投资政策带来了挑战。盛斌说，目前全球正在从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

　　“传统的贸易政策是指WTO协议当中所规定的那些领域和条款。‘第二代’贸易政策更多地是在一些高质量、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当中来践行。比如美国的BIT协议，以及TPP协议、TTIP协议。这个领域非常广泛，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政策，还有很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盛斌详细地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

　　具体而言，传统的贸易政策主要集中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界措施，比如两国达成协议互相减免关税。而“第二代”贸易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正向竞争”，即双方对各国规制和政策的协调。不仅仅是贸易政策，甚至包括劳工、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首先要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然后再逐步地提高。

　　“这种谈判对国内的改革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国内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了。”盛斌说。

　　盛斌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所签订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区协议，还是质量较低的“第一代”贸易协议。第二代贸易政策在中国自贸区中的覆盖率和执行率比TPP的谈判国家低很多。“全球已经开始新一轮争夺未来商业规则和纪律的谈判，这些谈判是在WTO以外来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WTO作为全球贸易体制中心的威胁，但也是对它的一种促进。”

　　面对国际的竞争，我国传统优势包括要素、成本、基础设施、市场、激励措施等，虽然仍在起作用，但是重要性比以前降低了很多。盛斌认为，现在我国亟需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制度优势，包括供应链网络、营商环境、法治水平、政策透明度、产权投资保护、争端解决等一系列问题。

　　盛斌强调：“这些问题不是靠单纯的低价格和一些出让优惠措施能够解决的。必须对国内整体的体制结构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更多地符合国际标准。”

　　面临“二次入世”

　　那么在“新常态”背景下，又该如何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的新转型？

　　针对这个问题，盛斌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他看来，首先是战略上要重视。“新的战略必须考虑到新兴的全球生产方式，以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国际贸易协定的约束来制定新的战略。”盛斌说。

　　具体而言，就是把中国国内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国际和区域领域的经贸发展战略有机地联系起来。“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怎么和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实现良好的互动？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更多地能够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形成有效的政策协调。”盛斌说。

　　此外，盛斌还提出构建经贸发展的新机制，其根本原则是推动对内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形成良性的循环。

　　盛斌详细向记者解释道：“国内进行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有能力参加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而签订更高水平的国际协定，是为了能够促进国内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着二次入世的问题，面临着融入世界更高经济水平的挑战。”

　　盛斌提出，我国自贸区建设要向全球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看齐。对外经贸合作制度方面不仅仅局限在贸易而应拓展到以前我国相对较弱的外资领域。

　　最后是确立我国外贸领域的新优势和新利益。盛斌认为，我国的谈判人员在与对方谈判时往往感到非常被动，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找到自身的利益和优势。“比如，我们哪个部门强？哪个行业强？我们在规则上哪些方面是弱势，哪些占优势？”

　　盛斌说，在对外经贸新常态的战略下，我国的谈判人员必须重视在谈判中体现出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这个利益诉求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筛选，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未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