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在其今年开出的6项4000亿减负清单中，单税负成本一项的降低额度就高达2150亿，超过了50%的比重。而这，恰也是多数企业最期待的降费领域。

　　人工、房租、水电、税费……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每天需要缴纳的开支都牢牢压在头上。

　　而为了对企业减压，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近期密集发声“降成本”。

　　据梳理，目前全国包括广东、天津、江苏、云南、重庆、贵州、甘肃、福建、黑龙江、山东、湖北、安徽、四川、上海、山西、青海、河北、新疆、广西、江西等20省区市，都已先后出台了降成本的方案。

　　其中，既有像黑龙江、山东等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形式出现，也有诸如河北、广西等地专门针对降成本出台专项措施，更有诸如天津、湖北等省层层加码，既有总体方案也配套了降成本专项措施。

　　这些措施可以为企业减轻多少负担呢？从已测算出减负额度的10省目标值来看，今年至少计划为企业减负超8000亿。其中，广东减负额度最大，预计到今年年底为企业减轻4000亿成本。

　　“这是企业的福音。”前广东政协特聘委员、东莞台商叶春荣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经济上行时期，企业赚钱相对容易，对这些税费也抱怨不大。但现在经济不景气，企业生存都很困难，因此大力度减税降负，让企业轻装上阵很有必要。”

　　降成本降什么？

　　哪些成本属于当前应该重点降低的范围呢？

　　一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就实体经济降成本问题在长春调研时指出，当前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五险一金、用工成本、物流成本、用电成本等高企，至少九大因素叠加推动了企业成本上升，从而使实体经济举步维艰。

　　从地方降成本所发力的领域来看，基本围绕上述痛点，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以把降低企业成本作为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关键举措的江西为例。江西近日正式启动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推出了80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降低税费、涉企收费、融资、人工、用能用电、物流、财务成本等领域，而这些措施基本是各省共通措施。

　　经当地综合测算，目前江西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达8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7元，这些政策每年将为江西企业减负超过500亿元。

　　而广西、甘肃以及天津所出台的第一批降成本政策措施中，则把为企业减负的重点放在了“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上，以期减轻企业人工成本。

　　以广西为例，从今年5月1日起两年内，当期企业缴纳的养老金比例由20%降至19%；最低的甚至从20%降到14%。

　　而在黑龙江、广东、福建、山东、安徽等经济大省，排在地方降成本清单首位的，均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山东规定，到2018年年底，全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要实现“零收费”。

　　此外，在一些资源型大省，诸如云南、贵州、山西等地，减负的重点则放在了如何减轻企业用地用电等资源要素的成本上。比如，贵州在供给侧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把降低大工业用电成本作为降低工业企业成本的“牛鼻子”， 组建相对独立的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从而把当地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而另外一些省份则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减负尝试。比如，湖北、河北、新疆均提出，要降低物流成本，尤其是降低公路收费标准。

　　其中，湖北将首次直接将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费降低10%。这在目前我国收费高速公路占比达90%以上，货物总价值中有30%都被物流费用耗去的情况下，不仅是惠企更是惠民。

　　剑指减税

　　从全国情况来看，受成本上升和出厂价格下行双向挤压，近年来我国企业成本不断攀升。2015年规上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8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5.76%，而且利润总额更是近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因此，降成本势在必行。

　　除了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所做的重点减负措施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出台降成本措施的省份，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降低税负成本这一板块。

　　以广东为例，在其今年开出的6项4000亿减负清单中，单税负成本一项的降低额度就高达2150亿，超过了50%的比重。

　　而这，恰也是多数企业最期待的降费领域。

　　“现在反映最多的还是税负重，其次是融资成本、人工成本，所以总体还要减税，中外企业成本差异最主要还是税负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而且营改增之后，一些企业反映税负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关键是很多企业增值的部分拿不到税票、抵扣不了。”

　　所以，减税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场及时雨。

　　目前企业税负有多重？国泰君安研报显示，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7.8%，居世界高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23%。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减税。

　　“但减税很复杂，一般来说财政收入高的时候没有动力去改革，收入减少要改革时又发现没钱了。所以一方面要减税，一方面财政收入又减少，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抉择。”周天勇日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但短期阵痛终究会过去，而一旦真正降低税负，企业就能再焕发活力。

　　除了地方的“自选动作”，根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的表态，当时发改委也正在制定具体方案，要多措并举的降成本，特别是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 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降成本必要性很大，但除了中央、地方给予的减税降负措施外，企业自身更需练好内功，要通过提高管理、控制成本，自身消化部分成本，这才是基本之策。”陈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