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难以摆脱低迷增长，全球复苏步伐举步维艰，外部不确定性增多；国内传统外贸优势逐步削弱，新兴竞争优势有待形成，我国对外贸易维持弱势运行。展望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需求改善程度有限，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形势仍难有大幅改善。但G20共识逐步落实、人民币加入SDR、外贸扶持政策显效等因素将支持外贸平稳运行。笔者建议下一步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引导并鼓励新贸易业态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结构转型势头增强

　　进出口增长低位企稳。2016年以来，由于全球贸易延续放缓态势，人民币汇率走势稳中有贬，我国货物贸易增速继续下滑。由于2016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定增长以及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各项主要指标降幅较上年有所收窄。若按美元计价，由于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能源产品进口加速、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等因素影响，进出口下降6.9%，降幅较上年同期收窄0.6个百分点；出口下降7.5%，降幅扩大4.4个百分点；进口下降6.2%，降幅收窄8.7个百分点。但是从贸易量角度衡量，根据WTO统计数据，我国2017年以来进出口贸易量增长与世界平均增速持平并略有领先，表明我国外贸总体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速、“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重大政策的推进下，2016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进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主要产品结构、市场多元化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继续优化和改善。一是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二是国际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我国对“金砖”其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较快增长。三是民营企业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生力军，是推进贸易升级与实现贸易产品、模式、业态创新的重要载体。民营经济贸易比重提升，意味着我国外贸领域的创新能力、活跃程度、质量效益持续增强。四是成套大型设备出口提速。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伴随“走出去”战略实施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在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建设海外工程、实施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有力推进了装备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五是对外贸易新模式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生产-服务”一条龙配套的产业联盟模式初具端倪。这些新兴模式正成为外贸领域新的增长点。

　　能源产品与高技术产品进口较快。2016年以来，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带动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超跌反弹，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略有好转，导致能源主要品种进口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国内产业、消费升级势头明显，带动高技术产品、高档消费品与日用品进口需求增长。2016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增长1.9%，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同比均有所增长。这显示出在国际需求全面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贸易大国，积极扩大国内市场，为稳定国际商品市场做出了贡献。

　　服务贸易加速发展。近年来，国际贸易与投资呈现新趋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经济贸易环境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模式，推进外贸加速升级，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2016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增势良好，上半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15个省、市、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47.5%，比上年提升0.8个百分点。

　　2017年世界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对国际经济环境而言，经济处于危机后深度调整阶段。金融危机前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危机爆发八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2017年，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有效驱动力，世界经济仍然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

　　贸易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日趋凸显。但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低迷，世界贸易组织9月预测2016年和2017年世界贸易将处于异常艰难增长阶段，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16年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至15%。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低迷、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等因素将抑制2017年世界贸易增长。一是全球化趋势削弱。由于世界市场需求不足，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增多，根据有关数据，2008年至去年5月，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目前为止只取消了约25%，仍有1196项在执行之中。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G20贸易投资措施报告》显示，近一年来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数量。二是全球贸易投资不确定性增强。英国脱欧从公投到实际退欧将经历数年之久，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观察。脱欧过程不排除意外发生，并可能对国际市场情绪与预期造成巨大影响，引发动荡。同时，欧洲难民潮带来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影响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已经干扰国际贸易、投资与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并给未来国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金融领域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聚集，金融市场动荡幅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强。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协调迹象明显。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对于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当日世界主要股指急速下跌，幅度超过5%；脱欧公投次日英镑币值跌幅超过10%，伦敦股市开盘重挫8.7%。但是在各国央行大力施加影响的作用下，国际资本市场如注入强心针，主要指数迅速反弹。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相关市场已出现失调现象，如债券收益率持续走低，但收益率曲线则趋平等，国际金融市场对各国央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二是全球信贷疲弱。美元汇率走强、新兴市场低迷以及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打击了信贷需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当前针对美国以外债务人的美元计价银行贷款同比下降，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度减少；同时针对非欧元区国家债务人的欧元贷款出现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反映出欧元区银行业的新一轮疲软；针对新兴市场的美元贷款也在收缩。三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国启动加息程序，欧洲、日本等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的溢出和回溢效应日益突出，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逐步扩大并深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贸易复苏的不确定性。

　　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了摆脱本国经济低迷形势，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与渗透，国际贸易规则趋于碎片化。以WTO等国际机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一体化成果受到侵蚀，跨太平洋(5.050, 0.01, 0.20%)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5.530, 0.01, 0.18%)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贸易组织前途未卜。以WTO为代表的原有贸易规则被逐步打破，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服务标准正在确立。这一过程涉及到世界主要国家的博弈与对抗，表现出漫长而反复的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意图通过改变原有国际规则，推进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标准的全面升级，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如2016年9月，包括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名法国高层官员表示将中止对欧盟授权，单方面退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也公开表示“TTIP谈判已在事实上失败”。新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即将退出TPP谈判。国际贸易与投资制度体系重塑将深刻影响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未来面临的对外贸易环境。

　　对于国内经济环境而言，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经历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再次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表明我国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产业成熟度、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国际吸引力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处于世界前列、新兴国家之首（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排名第39位，俄罗斯排名第43位，南非排名第47位，巴西排名第81位）。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台阶、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开放溢出效应不断减弱，劳动生产率下滑，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需求侧中由于社会新增资本体量有限、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整体预期偏弱等因素，投资、消费需求存在继续走弱风险；供给侧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结构改革显效的作用下，企业效益回升，生产端有望实现稳定运行。预计2017年国民经济增速较2016年略有放缓。

　　人民币中长期稳定运行基础较为稳固。一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部分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等境外政策性机构和金融机构将逐渐增加人民币债券资产的配置，从而带来一定规模资本流入，有利于未来汇率保持稳定，并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二是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充裕、金融市场运行稳定、宏观财政状况良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基础。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有利于我国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共出台十余个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政策文件，四个关于对外文化贸易、自贸区战略实施等方面的相关文件。外贸扶持文件旨在稳定贸易增长，调节贸易结构，转变贸易方式，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政策涉及的主要方面包括完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加大信保支持力度、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扩大保险覆盖面、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探索建立“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等方面。在各级部门、各级政府的大力贯彻落实下，出口退税进度加快，出口信用短期险渗透率提高到17.8%，进出口企业负担明显减轻，通关无纸化比例提升至95%，13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快，相关产品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全覆盖性外贸扶持政策有利于促进未来我国外贸增长。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来自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制约，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投资品出口存在不同程度下降。伴随中国要素成本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成本不断攀升，价格等方面比较优势弱化，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方面明显不占优势。与此同时，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出口产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仍难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短期内新的外贸增长点尚未形成。

　　2017年，世界经济仍然难以摆脱低迷增长，“中国制造”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我国外贸发展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但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加快落实，尤其是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望带动部分商品出口；人民币汇率稳中趋贬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下降5%左右，进口下降7%左右。

　　加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针对当前世界贸易的低迷形势以及我国外贸存在的主要困难，笔者建议进一步加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加快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以对外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培育货物贸易新的增长点。一是适应国际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潮流，选择智能家电、智能手机等产品作为未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重点产品，通过政策引导、财税支持、创新补贴等措施进行大力扶植。二是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发挥广交会等平台作用，加强经贸交往、产业合作，开展园区建设交流，推动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巩固贸易大国地位。

　　扶植外贸新兴业态。大力落实外贸优进优出战略、流通升级战略、国内外市场一体化战略，加快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模式等新型贸易业态，提高传统贸易效率。一是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建设，加强商务通关服务平台相关系统建设，健全电子支付管理体系，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提升跨境电子商务对外合作水平。二是鼓励重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发展，重视新型外贸产业联盟等新模式作用，顺应外贸行业发展趋势，以服务企业为核心，打造采购、生产、服务一体化电子信息平台。三是构建新型“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培育内外贸结合、经营模式与国际接轨的商品交易市场，在主要区域贸易中心举办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展会，支持企业建设境外营销、支付结算和仓储物流网络。

　　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相关商品和服务出口。一是促进各类资源和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激发各类企业的活力和潜力，支持高铁、核电等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合作，带动相关装备制造等商品出口。二是结合我国企业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监管创新的力度，加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品牌、技术服务水平意识，积极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新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