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未来减税降费的空间正在收窄，但是降成本不再是追求规模，而是通过降成本来倒逼政府体制机制变革，来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

　　“我们测算过去一年减税约4000万元，另外银行卡刷卡手续费等收费项目下调也减轻企业费用负担，这些减税降费额相当于直接给我们增加净利润，企业成本负担明显减少。”国际天食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官徐栋盛近日给第一财经记者算了这笔账。企业成本降了，是大部分接受采访的企业家普遍感受。

　　一年半之前，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下称“降成本”）首次被中央提出，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随后国务院快速打出“组合拳”。在去年降成本规模达到近1万亿后，今年降成本力度仍然不减，国务院方面称，今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洪范近两年赶赴多地实地调研企业成本负担，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随着这两年降成本力度加大，调研企业普遍反映成本有所降低，从调研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判断，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扭转。但降成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完善政策或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两年两万亿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少企业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经营困难加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被视为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这项数据比2014年下降2.3%，在能查询到的该项数据的20年增速中，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折射出工业企业经营困难，事实上亏损企业数也在不断攀升。

　　这既与当时国内外需求不足、工业企业生产销售增速明显放缓、工业品价格下降有关，也与企业成本连续攀升、居高不下有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在2011年为84.71元，此后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85.68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公布的《2016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对负担主观感受增强，56%的企业认为当前总体负担较重。2015年全国企业成本负担总指数平均为1.024（区间为0.852~1.240，数值越大表示负担越重），这明显高于2014年。

　　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随着人工成本、融资成本、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攀升，我国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困难，与国外的成本优势也在不断缩小，部分制造业企业外流，当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任务很紧迫，中央也在此时提出了降成本。

　　2015年12月，每年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是降成本，要求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

　　2016年国务院开出减税降费清单，用电价格下调，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被清理规范。5月，本届政府最大的减税举措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全面推开，当时预计全年减税约5000亿元，结果力度超出官方预期，达到5700多亿元。阶段性降低社保公积金费率，也在5月施行，计划降低企业负担1000亿元。

　　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从税费、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六大方面着手，给出24项详细举措并标明相关工作负责的部委，希望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随着降成本举措相继落地，在2017年1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徐绍史估算，2016年降成本规模1万亿元左右。

　　在去年万亿降成本基础上，2017年降成本的力度也在加大。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公布了新的一揽子降成本举措，这包括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降费新举措包括取消停征了41项中央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等一批政府性基金等。

　　在全球竞相减税背景下，今年6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加推一批降费新举措，使得2017年可以使企业全年减负超过1万亿元。李克强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当前，许多国家也纷纷推出放松管制、降低税负等举措，以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必须保持一定的实体经济规模并加快转型升级。面对当前国际竞争激烈的新形势，我们要让中国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很重要的就是要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把实体经济的成本切实降下来，让中国企业轻装上阵。

　　成效初显

　　大规模降成本举措相继落地，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负担开始有所下降。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近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降成本任务，取得了积极进展，降成本效果不断显现。

　　这也反映在工业成本、利润数据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比上年下降0.1元，这是工业企业成本近些年来首次下降，尽管幅度小，但终止了连年上升趋势。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增长8.5%，摆脱了负增长颓势。

　　今年企业效益也明显好转。统计显示，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2.7%，增速高于去年同期16.3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达到了6.05%，同比提高0.4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营业利润也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马洪范从2016年至2017年，到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省对企业降成本进行实地调研，他发现虽然企业感受到降成本的程度不一，但成本肯定降了，企业成本下降是一大趋势。

　　处于转型中的餐饮企业感受明显。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全面推开，餐饮业结束了营业税时代，改征增值税。徐栋盛告诉第一财经，此前餐饮企业成本负担构成中的原材料、房租等都可以纳入进项抵扣，税负大幅度减轻。而去年9月国家大幅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也节约了公司一大笔费用支出。小南国税负比率（即营业税金及附加费用占收入比）由2015年的4.0%下降到2016年的1.5%。2016年小南国也实现了扭亏为盈。

　　在今年3月底北京举办的一场民企发展座谈会上，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根据营改增新政策，建筑服务、不动产进项税可进行抵扣，他们按基建投入20亿测算，同时按建筑业一般纳税人11%的税率计算，吉利可新增1.98亿元进项抵扣，这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降税效应，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能力。

　　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也在会上表示，营改增后，企业外购的设备、燃料、过路过桥费、修理费等支出的进项税可以抵扣，2016年减税过亿元。营改增给包括京东在内的电商企业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减税效果。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5月1日到今年4月底，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共减税6993亿元，98.7%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或持平。最新一波的减税降费政策也正在见效。比如今年7月1日施行的增值税税率13%降至11%，利好天然气、农产品等企业。

　　从事海上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的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是受益者。该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庄川山称，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下降和持续低迷，石油开采陷入寒冬期。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公司一年将降低税负约1400万元。主要经营城市管道燃气供应的新奥燃气也享受了这次税率简并红包，减税50万元。

　　空间犹存

　　尽管企业负担有所减轻，但不少企业仍反映成本负担较重。泵行业龙头企业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凯文告诉第一财经，国家减税降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不过由于房价上涨，人员工资、土地等成本也会上涨，“五险一金”社保负担较重，企业整体税费负担感受仍然较重，制造业还是比较难做，希望国家还能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成本。

　　马洪范在对企业成本调研时，有企业家认为制度性成本比税费成本还高。比如一些项目需要企业一趟趟报材料，增加了企业时间成本或机会成本。一些干部故意刁难企业，为了维护好关系，企业也付出不小的成本。

　　融资成本高也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老问题。“现在融资两极分化，好企业不缺钱，银行主动提供贷款，而急需融资的中小企业由于风险大，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有企业反映从银行借笔钱，贷款利率为6%，算上担保、公证等相关收费，最终付出各类支出占借款本金达到12%，而企业利润率只有10%，这相当于企业利润都给了银行。有些企业为了存活下来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借钱企业就得破产，工人解散，如果以后市场转好想重新来招工人，成本更大。”马洪范称。

　　在他的调研中，一些企业还反映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企业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地方税收优惠等政策有待完善，规费项目繁多且存在计征依据不足、方式不合理和费率高等问题。企业用电成本高于国外的同行；工业用地征地补偿成本和税费较高，地价房价房租高，直接或间接地抬升了企业成本。

　　人工成本快速上涨也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不过在马洪范看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工人工资上涨是历史趋势，而且这也是企业留住人才、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降成本背景下，不少企业主认可给工人涨工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2元，同比减少仅有0.04元。这也显示出了降成本进入攻坚期。

　　降成本并非一次短期任务，而是一项难度很大、影响广泛、极具挑战的长期任务，需要企业和政府双轮驱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徐栋盛称，公司除了享受减税降费外，还通过组织扁平化及机制变革，来大幅降低管理费用，通过优化供应链，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降成本除了依赖于企业自身改革与创新，政府也仍大有作为。针对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存在重复征税，马洪范建议将这两个税种合二为一。加快房地产税及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来自家庭和居民的收入，扭转以“企业”为纳税主体的税制格局。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重点在优化增值税制度方面下功夫，实现完全抵扣。

　　虽然近两年国家降低了社保缴费费率，企业仍反映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但继续调低缴费比率，整个社保体系将难以为继。冯俏彬表示，目前，“五险”总费率已从41%下降到39.25%，社会减负1300亿元左右。但是，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我国社保综合缴费率仍然明显偏高。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企业的劳动力税费（主要指社保）高达48.8%，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未来降低社保费率需要深化当前社保体制改革，这也体现了降成本表面上是降低企业成本，实质是倒逼政府改革，比如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加快划转国资来补充社保资金，从而给降费提供空间。”冯俏彬称。

　　马洪范认为，政府应考虑为社会公众提供不设地域、性别、年龄、职务等限制的基础性养老保障服务，维护低收入群体的最低生存、生活条件。对于中高收入阶层，国家不给予基础性养老保障，而是通过职业年金和个人退休账户等其他方式提供养老保障。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依赖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马洪范表示，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建议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网络股权众筹等市场建设。为解决中小微企业“短贷长用”等问题，建议设立长期贷款性资金融资机构，或强化现有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职能。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方面，建议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其接近市场、了解市场的优势，更好地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具特色的金融服务。

　　今年政府已经在加大清理规范各类收费力度。马洪范建议，下一步可以适时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适当降低工会会费征收比例。由于环境保证金制度对企业资金占用问题严重，建议允许企业采用银行保函的方式缴纳。

　　冯俏彬告诉第一财经，经过两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未来减税降费的空间正在收窄，但是降成本不再是追求规模，而是通过降成本来倒逼政府体制机制变革，来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比如目前推出的全国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一张网”，通过公开公示机制来防止收费反弹，给企业营造可预期的生产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