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建议，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依靠以产业集群为重点的战略来支持企业的集体转移，或者可以通过现有集群中的大型“锚定”企业以及全球品牌或零售企业的共同促进来实现。潜在的东道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部门也要加大力度，帮助和支持企业家从中国进入到低收入国家，因为他们往往面临着艰难的商业和市场准入壁垒。

　　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640家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调研显示，27%的鞋类企业要么已经在国外投资，要么计划未来三年实施，中国鞋类产业越来越多地搬迁到东南亚和非洲。

　　这是12月4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合作发布《应对中国轻工业成本上涨：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机遇？》报告中显示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团队，调查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涵盖服装、鞋类、玩具和家电四大门类、共计640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企业，了解中国沿海地区轻工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采取的应对方法和“走出去”的决策情况。

　　报告表示，过去三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年均工资增长率达到10%-20%，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为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头号挑战。有10%的企业，已在或计划未来三年在海外投资。

　　640家轻工企业转型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轻工制造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大放异彩。近年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考虑“走出去”，在全球寻找机会。

　　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为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头号挑战；五险一金、原材料成本等要素的价格上涨，都增加了轻工制造业的压力。

　　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超过60%的受访企业将技术升级作为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选策略。报告发布人介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科学技术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介绍，中国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约2004年前后），国家专利的申请数量大幅增长，除此以外，我国专利在美国的申请数量，产业实际应用数量，与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增长幅度更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然而，自动化策略应用于轻工制造业仍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以鞋类部门来看，其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和必要环节都依赖于手工制作，难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来替代劳动力成本。而其他很多企业采取的策略是加强对要素投入和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改变生产线或扩大市场。走出去到海外设厂，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应对方式之一。

　　调研团队发现，有10%的企业已在或计划未来三年在海外投资。这其中有8%的外资企业倾向于前往国外，是内资民营企业数量的四倍。鞋类企业更有可能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搬迁到其他地区：27%的鞋类企业要么已经在国外投资，要么计划未来三年实施。

　　报告发布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外资、中外合资企业更愿意走出去，国际化水平更高，适应能力更强。

　　他介绍，总体来说，这些数字比例都很小，受访企业谈到较多的是在国外开展业务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与风险；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调研企业不包含已经全部迁往国外的企业，这一小部分没有算在里面。

　　张晓波教授表示，10%比想象中低很多，但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可信的数据，事实上，中国国内工资差距仍很大，相比于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更具实际意义的吸引力。

　　张晓波调研发现，我国河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的返乡创业率和外来资本投入率均为全国最高。不少本土企业还创新生产方式，利用妇女、老人等闲散劳动力进行生产，在保证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挖掘了我国的潜在劳动力。

　　从东南亚到非洲市场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杰补充说，很多外资企业是全球化治理，其走出去有自己的轨迹，以耐克、阿迪为例，他们的一些加工业务先到中国，现又转移到东南亚，但一些核心高端技术的制造产业还留在中国，包括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也还留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素质还是有优势的。

　　调查还发现，大型企业普遍比小型企业更有可能向海外扩张或转移生产线。相比于贴牌生产（OEM）和自主品牌（OBM）企业，设计代工（ODM）企业更有可能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欧美提供的优惠关税待遇，迁往低收入国家可以有助于它们节省关税。

　　调研结果显示，自2010年以来，很多企业已陆续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尽管到目前为止，转移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但产业转移速度正在加快。东南亚国家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以孟加拉国为例，其劳动力成本低至月薪700元人民币左右，成为许多大型服装企业转移生产线的首选；而泰国，则以十分友好的政策红利来吸引投资。

　　此外，国内知名的假发生产商瑞贝卡将子生产线布局至非洲的尼日利亚、加纳等国，接近公司总产能的一半；华坚集团进入埃塞俄比亚三个月，就使当地皮革产品出口增长了57%。但不得不承认，即使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中国制造商牵头投产，但相比于东南亚，并没有很多受访企业视非洲为自己的首选。

　　针对这一问题，在埃及有业务经验的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民，以自己埃及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非洲政治不稳定是制约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他总结发展海外业务要严格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摸索，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求同尊异”，需要包容。张杰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不能再停留在道听途说、单打独斗的原始阶段，企业“走出去”需凝聚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另外中国企业要抱团取暖。

　　报告建议，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依靠以产业集群为重点的战略来支持企业的集体转移，或者可以通过现有集群中的大型“锚定”企业以及全球品牌或零售企业的共同促进来实现。潜在的东道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部门也要加大力度，帮助和支持企业家从中国进入到低收入国家，因为他们往往面临着艰难的商业和市场准入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