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啦，像做了场梦。”7月20日，黄婉冰发了条朋友圈。那天，她和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告别，正式结束本科生涯成为了一名社会人。

　　不过她并不像大多数学生一样需要面对毕业后迷茫期，而是将带着大二创立的时装品牌Wanbing Huang直接步入新阶段——从2019春夏系列开始，Wanbing Huang便会换上新名字“AT-ONE-MENT”，这个词寓意着“归一”。

　　品牌的更名往往意味着理念的变化，“AT-ONE-MENT”去掉了“黄婉冰”的身份，她说是因为“整理品牌的过程中也是整理我自己，意味着迎接我新的阶段。而且有了团队之后，成果是大家一起做的，所以不想再用我的名字命名。”

　　同时，这也预示着这个年轻的品牌会向商业化靠拢，衣服会更符合市场需求。

　　在过去，无论是第一次看到还是已熟知，Wanbing Huang的风格都不难给人留下“抽象”的印象。黄婉冰的设计中总带着浓烈的个人情绪，她说自己曾是个比较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的人，因此会通过设计发泄出来。

　　在最早的两季设计中，Wanbing Huang表达了关于“自闭症”和“生命轮回”的思考，这样的主题本身就带着形而上学的意味。她选择用特殊的面料把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实体化，例如在2017春夏系列中使用马尾毛、3D刺绣和古代编织技术形成飘荡、繁冗的效果，体现自闭症儿童微妙的情绪动荡。

　　从2017秋冬系列开始，她通过空间布置再给“情绪”加码——各种型号的银色半透明手套悬挂在屋顶，就像某种神秘的仪式。后来在2018春夏系列中，秀场内摆放了许多透明装置，隐喻水和海洋的关系。

　　2018秋冬系列的秀场邀请了法国音乐家Yann Gourdon在现场演奏，为了体现“叛逆土壤”的主题，她用看似坚硬的圆形纺织品作为泥土和人体之间关系的象征，并运用软麂皮、金属涂层压褶和蜡面棉绳等材质让感性的层次更为丰富。

　　四个系列下来，可以看到黄婉冰愈发娴熟地在设计中展示自我，空间布置的维度更为丰富，面料使用上也有了更多探索。

　　在她的好朋友时装设计师陈安琪看来，黄婉冰对材质的重视与她过去的经历息息相关。“她的选择并不是常见的，也不是很诗意，而是带着未来感和实验性，这是她擅长的地方。”陈安琪说，“因为她之前在日本读书，那边对版型和工艺更加注重。”

　　在去日本前的大多数年岁里，用黄婉冰的话说，自己还是个与时尚绝缘的人。

　　她出生在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被热气浸润的广州。虽然广州因地域原因受到过香港和日本潮流文化的影响，有着“被低估了的时尚之城”的评价，但黄婉冰觉得正是因为天气太热，很少有广州人愿意花心思打扮自己，重点基本都放在“吃”上。

　　“平时我出门就喜欢穿拖鞋和T恤。”黄婉冰说。这份随性在好友Queennie Yang的眼中延续到现在：“她可以素颜穿着拖鞋出门见朋友，又或是宅在家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

　　去日本学习服装并不在计划之内。高中时理科优秀的黄婉冰因为偏科没能考上心仪的学校，被录取到了会计专业，她内心抵触，开学一周后就申请了退学。当思考下一步该往哪走时，《广州日报》上刊登的“纺织女红”招聘广告让她对服装行业产生了好奇，一番调查后，她选择去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学习服装制作。

　　那是一所成立于1919年的老牌时装院校，高田贤三和山本耀司都曾在这里求学。如果说现在黄婉冰设计中最大的特色是面料和手工，那么这段日本求学的经历就是最大功臣。

　　“有人觉得中国学习很严格，我感觉日本更严谨。就连缝一条线，老师也会一条条示范，然后学生再跟着一条条缝。”这为她打下了技艺基础。但当她前往日本时装品牌三宅一生实习时，才忽然感悟到完整的服装设计并非掌握制衣技艺就能做到，还需要在艺术和文化方面有更深的思考。

　　服装也是有厚度的，一个设计师的人生经历能从织物里体现出来，以寻找共鸣者。黄婉冰决定再次踏上旅途，去英国时装名校圣马丁的女装设计专业再读一个本科，重新理解服装设计。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去过欧洲。

　　关于她略显动荡的规划，黄婉冰的家人没有干预，“我爸妈真的很开明，而且我家一直是各过各，妈妈喜欢旅游，弟弟喜欢做咖啡。所以我说想去伦敦的时候，他们就同意了，觉得我开心就好。”她说。

　　事实证明，伦敦的学习经历打通了她的任督二脉，也把她从一个纯粹的“版师”变成了“设计师”。在伦敦，大量的自处时间让她这个宅女十分受用，她阅读艺术家自传，或者去研究行为艺术。然后代入对方的角色，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出点什么。有时还也会读一些恐怖小说，鬼怪什么的最喜欢了。而平时如果叫她出门，按照她的说法，可能明年才会见到。

　　“伦敦开发了我在艺术、设计方面的所有思维和潜力。这之前我对这个领域没有认识，就像是一张白纸。”黄婉冰说。

　　曾在社交软件上写下“Everyone is an island（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黄婉冰也在伦敦遇见了许多好友，陈安琪就是其中一个。在黄婉冰为陈安琪的新品发布会帮过一次忙后，两人便成了朋友。有一次，黄婉冰还从伦敦专门飞去巴黎给陈安琪送护照，让陈安琪看到了她的仗义。

　　这份友谊也更多地变成了工作中的互相理解和扶持。如果在设计中有新点子的时候，她们会告诉对方。黄婉冰有时候很直接，会给陈安琪直接指出某个点子像是在应付教授布置的作业，容易出效果却很难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需要这种一针见血的建议。”陈安琪说，“她成立品牌后，只要有任何问题请教我，我也都义不容辞地去解答，想让她少走一点我走过的弯路。”

　　独立设计师的圈子不算大，对于刚起步的新人来说尤为如此。圈中关系大多也都是靠熟人搭建，校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在朋友眼中总能留下靠谱的印象，黄婉冰组建团队时获得了不少支持。如今她与包括负责品牌商业发展的香港公司No no Limited在内的许多工作伙伴都成为了生活中的好友。

　　这些年，从圣马丁毕业的中国学生不少。这些创业人有些留在了伦敦，有些把工作室搬回了上海，还有人已经冲击到了国际四大时装周。但这两年，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

　　得益于快速增长的商业平台和展示渠道，当下正是中国独立设计师发展的好时机。初出茅庐的设计师们虽很难一步突破国际时装周，但随着以上海时装周为代表的各种发布平台逐渐成熟，他们有了在国内出名和培育品牌的机会。

　　Showroom和买手店也因为中国消费者对多样化、国际化的品牌需求而多了起来。上海时装周曾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有近4000家买手店，两年内数量增长了两倍。

　　庞大的市场外加廉价劳动力为初来乍到的设计师们减轻了一些生产成本上的压力，也能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更自如地运作资源。

　　黄婉冰也明白回国的好处，她在积极把握着国内的展示机会。但英国成熟的时尚产业环境对她来说更有吸引力，“在这里做东西可以更纯粹。”她说。也有设计师和她一样贪恋英国创作的氛围，例如SAMUEL GuìYANG的设计师杨桂东就选择把工作室留在伦敦，但生产重心会慢慢向国内转移。

　　中英两地跑，与面料商、工厂等方面反复沟通是件耗费心力的事情，但也许对于常被评价为“工作狂”的黄婉冰来说并不难接受。前身为栋梁，如今名为Labelhood蕾虎的买手店联合创始人Tasha也是这样评价她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还在学校里，当时就觉得她和其他设计师的状态十分不同，她很喜欢竭尽全力完成每一份作业。”

　　她的人和作品给Tasha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Tasha邀请黄婉冰参加上海时装周旗下的先锋时装艺术节Labelhood作静态展。Labelhood是2016年时从设计师展示平台“栋梁一日”演变而成的2.0版本，从时装展示的功能，拓展为包括艺术展、直播、快闪店、娱乐集市和品牌体验空间在内的艺术节形式。并且创立了新的秀场模式“Fashion Presentation”，即结合音乐、场景设定、现场环境设计来全面展示时装。

　　许多中国年轻设计师都在Labelhood办了品牌首秀，并在后期发展中得到了培育和指导，而Tasha也常前往艺术院校“挖掘”有潜力的设计师。黄婉冰便是从这里开始成为了上海时装周的常客，并从2018春夏系列由静态展转变为走秀形式。

　　Queennie很看好她未来的发展，“她在设计方面能做到女性化但不娘，并且保留有探索性。”

　　毕业后，黄婉冰还想留在伦敦寻找更多灵感，事实上，许多从圣马丁求学归来的中国设计师的确都把那里视为重新认识设计和自我的地方。然而，这些在英国创作的产品也面临着一些难题。最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些衣服在中国能卖得好吗？

　　由于中国时尚行业还不够成熟，先锋的设计并不能打开大众市场，XU ZHI的设计师陈序之曾在增加男装线时就面临这一问题。相比女装市场，男装更难打破消费者的心理壁垒，他的解决方法是将个别款式中性化，慢慢渗透。陈安琪也从邀请男模拍片、走秀，到如今有了男装线。

　　像Uma Wang的设计师王汁一样，在先锋与保险之中选择最平衡的风格也不失为一种处理方式。她曾在界面的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风格应该讨好中方（市场）还是西方。很多人能够从我的衣服中看出东方感觉，比如面料触感、轮廓。”这种思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市场选择上的困难。

　　黄婉冰希望可以把衣服卖去美国和欧洲，留在伦敦也的确可以让她接触到更多西方国家的买手，在成熟市场中学习到更多。但现在她还在观察中国和海外市场的反应，再慢慢规划未来的发展路途。

　　品牌创立之初的几年，年轻的设计师们其实都在边走边学。从一个人拓展到一个团队后，商业运转的齿轮便无法停下。采购面料、工厂沟通，到媒体宣传、品牌营销、拓展商业渠道等繁杂但又重要的事，已经让设计师们很难再专注在创作的小天地中。因此在品牌风格还未成熟之前，无法一下子想清楚该投身于哪个市场也很正常。“我现在就有种过关的感觉，关关难过，关关过吧。”黄婉冰说。

　　目前黄婉冰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商业化，之前Wanbing Huang得到的诸多反馈并未和销售数字挂钩。黄婉冰现在得到的很多评价是“很棒、很美，但可能真的不太实穿”，她甚至已经忘记第一件衣服是怎样卖出去的。前段时间她在北京精品百货Joyce通过labelhood办过一个快闪店，一个设计师展示一个月。“我们还尝试过在秀场即秀即买，但现在基本没有售卖渠道。”

　　对于偏向先锋性和艺术性的设计师来说，实穿性的问题有时候的确容易阻碍销路。

　　相比设计师品牌，商业品牌为了符合更多人的需求，会有意向大众化设计靠拢，甚至依赖大数据来调整款式。而设计师品牌最重要的就是保住设计理念的内核，为了体现这一点，设计方面会更偏向于自我表达，不可避免的存在抽象元素。黄婉冰之前一直希望消费者可以通过服装来与她产生情感共鸣，这可能是所有设计师品牌的终极诉求。

　　我们曾与多位中国设计师谈到这一矛盾，大家解决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设计师李筱的品牌Xiao Li凭借硅胶材质、亮眼的糖果配色和针织手法令人印象深刻，2013年刚一硕士毕业就因此斩获许多业内奖项，随之获得了许多曝光的机会。而当她真正将品牌运作起来之后，硅胶这一并不实穿的材质反而阻碍了品牌市场化的进程。为了顺应市场，她的应对之策是把硅胶更多地运用在首饰、包袋和鞋上，以保留品牌特色。

　　时装品牌Evening的设计师于婉宁有着艺术学习背景，她一直想要在服装中保留自己的艺术思考。后来却在运营中发现时装无法承载太沉重的想法，只能轻轻地使用灵感，用装饰主义的态度把它们和时尚融合。于是，她选择于时装之外，在上海、成都等地和画廊、艺术家合作布展来实现自己对于艺术更深层次的表达。

　　在这两年的实践中，黄婉冰也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很贪心，商业化和保留自我，两个都想要。”于是，她决定在AT-ONE-MENT之外继续保留Wanbing Huang这一品牌。前者作为商业化运营的时装品牌，后者将会成为更体现她本人特质的艺术品牌。“我会用Wanbing Huang来做一些更自我的东西，比如艺术品装置、一首歌等等任何我想做的东西，不受市场的束缚，尽情表达我自己的情绪。而这个出产的过程可能会是1、2年，因为自我需要沉淀。”

　　现在黄婉冰对于AT-ONE-MENT的期望是走向巴黎时装周。在她看来，自己品牌的风格更契合巴黎的气质。“我的设计是很女性化、很精致的，我觉得也是不过时的，”她说，“巴黎是个更女性化的市场，伦敦可能更适合年轻文化，表现得更为叛逆和激烈一点。”

　　AT-ONE-MENT的立牌成了划分黄婉冰过去与未来的节点，从下一季开始人们会看到更为商业化的时装。而她在圣马丁的毕业作品中，再次肆无忌惮地走着抒发情感的老路，并以AT-ONE-MENT之名发布，像是对一个设计阶段的总结，也标志着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