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这个过程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并形成了大都市圈，进而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到2022年，我国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意见》首次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必将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都市圈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意味着我国的都市圈时代正式来临。

　　加快培育现代化都市圈

　　填补城镇化最后一块版图

　　什么是都市圈？它与城市群之间有啥区别？

　　《意见》指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分析，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接近60%，在这个阶段，按照国际经验，人口会加速往中心大都市和大都市圈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受制于城市核有限的发展空间和承载能力，人口由中心向外围溢出，外圈层人口加速增长，与城市核的人口密度落差逐渐缩小，成为未来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承载地，预计未来将吸纳都市圈内超过70%的人口。

　　在产业方面，随着都市圈内外联系不断强化，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产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转移、合理分布，将更大程度地发挥区域发展规模效益和集聚优势。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上海作为龙头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产业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上海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十分发达。

　　因此，当前加速打造都市圈，适逢其时。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卢庆强说，都市圈是填补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最后一块版图，从而形成了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都市圈在整个推进下一步的高质量城镇化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今年3月1日，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发布《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报告分析，依托不同区域战略板块，区分不同发展阶段，我国高质量城镇化将逐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和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

　　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快打造都市圈。例如，在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时，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的编制工作也将启动。根据第一财经1月16日报道，上海已经就《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苏浙两省的修改完善意见。

　　此前2月初，南京市政府印发了南京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南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一体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级现代化都市圈。

　　根据前述《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目前全国共有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其中有3个地区的8个都市圈的范围已经相互重叠、连片发展，形成了都市连绵区，其余26个是相对独立的都市圈。上述都市圈的总面积约为23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比重的24%；总人口约为81590.5万人，占全国比重的59%，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77.8%。

　　利好复合型城市运营商

　　尽管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是，当前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跨域协调机制缺失，都市圈尚未纳入整体规划。由于都市圈外圈层行政区归属与功能区归属不一致，导致公共服务配给不足、交通协调不畅。比如在跨区域的地铁运营补贴等制度方面存在障碍。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建议，通过加强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四个方面的一体化来缓解极限通勤窘境。采用SOD和TOD模式是未来解决都市圈空间和效率合理化的有效路径。其中，以公共服务导入的SOD模式，通过完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为物质生产流通等创造条件，提升新区功能，导入人口，带动城市整体发展。

　　在都市圈的发展中，产业如何分工、互补是重要一环。《意见》提出，要以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卫星城将迎来发展良机。

　　不过，对都市圈外围的很多县域来说，无论是城市生活配套、基础设施还是经济结构、人力资源都与中心城市存在极大的落差，无法吸引和承载高端产业和人才。因此，通过PPP模式，引入集产业、投资、商业、地产于一身的城市运营商进行开发，对这些周边县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其中，像华夏幸福这样的城市运营商就是典型代表。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认为，县域要想引进高端产业、技术和人才，不仅仅是招商那么简单，必须打造一个生态环境优美、商务配套齐备、针对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之城。

　　根据张书峰介绍，华夏幸福在传统PPP模式基础上，针对政府对资金、人才、产业、机制的迫切需求，为政府提供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城市公共配套、产业导入、城市运营管理等六大服务，吸引高端产业、技术和人才聚集，打造具有城市魅力、吸引力、竞争力和承载力产业新城，推动合作区域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新型城市的协调发展。

　　他介绍，这个产业新城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激励相容机制，就是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由社会资本对产业新城范围内新增财政收入、GDP、民生、就业、生态等负责，社会资本每年只有在完成了上述绩效后，才能从自己创造的新增财政收入中获得相应报酬。也就是说，政府支付给社会资本的运营所得，是从社会资本为政府创造了足够的支付能力后，政府才支付给社会资本的。如果社会资本没有完成绩效，创造的支付能力不足，政府就可以不支付。

　　其中，河北省固安县是个典型的案例。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方50公里处的河北固安县，曾是一个传统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固安县谋求以产业兴县，但面对原有的产业基础，必须探索出一条新路子，而携手社会资本成为其扭转困境的有力一招。

　　2002年6月，固安县政府率先打破常规，开始携手社会资本进行片区开发，与华夏幸福以产业新城模式打造产业新城，探索符合县域发展的工业化转型之路，确立了“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固安产业新城里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向着打造“京南硅谷”迈进。产业新城对固安县的经济贡献率达到了68%，固安县已迈入全国竞争力百强县之列，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华夏幸福在固安的实践表明，产业新城模式正好弥补了都市圈外圈层的县域在资金、人才、产业、机制上的短板，通过为高端产业、高端技术、高端人才量身打造有魅力、有吸引力的现代一流的城市环境、科技环境、创新环境和人才环境，能够实现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真正为县域创造美好生活，是县域经济发展中非常值得推广的样本和示范。

　　事实上，华夏幸福像固安这样的产业新城案例在全国还有很多。截至目前，华夏幸福已完成了围绕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郑州、武汉等全国15个核心都市圈的布局，事业版图遍布全球80余个区域。

　　例如，在上海都市圈的嘉善，嘉善县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也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探索城镇化新路径，2013年嘉善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合作协议，在嘉善主城区南部区域，以产业新城模式打造嘉善产业新城。

　　如今，嘉善产业新城与上海产业协作日益密切，90%招商引资项目与上海有关，“总部在上海，制造服务在嘉善”、“创意在上海，孵化转化在嘉善”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