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近来着实有点烦。
一方面,由于受全球经济和贸易因素以及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性等因素影响,德国近来制造业订单大幅下降。德国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该行业的总订单较1月份下降4.2%,大大低于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订单量大幅下降8.4%。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创新技术领域的突飞猛进,德国产业优势、企业竞争力明显减弱。
但在欧洲,有这种危机感的不只是德国。数据显示,欧洲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落,降到49.9%的荣枯线之下。
在此前提下,德法、欧盟推出多项措施旨在保护本土企业。
这是否意味着,过去一直推行市场经济的欧洲也要开始转用 “国家产业”的政府干预手段?
对手太强,产业优势减弱
欧洲曾经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地区,欧洲企业在长期占据国际市场重要地位。
但近年来,在一系列背景下,欧洲企业不仅没拉近与美国企业的差距,反而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差距越来越小。
在刚刚过去的3月,美国和中国制造业PMI双双回升,带动全球制造业PMI小幅回升。其中,3月份美国ISM制造业指数为55.3,高于预期;中国制造业PMI在连续三个月低于临界点后重返扩张区间,升至50.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罗立彬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欧洲制造业产出增长速度不断放缓,而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增速却在提升,尤其是中国,基本是以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速度迅速增长。在此前提下,欧洲制造业在全球比重确实在降低。
德国著名管理学专家赫尔曼·西蒙早前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专访时也表示,作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国经历了从低成本、低价格、低质量的生产者向中等成本、中等价格、有质量的生产者的转变,在某些行业已成为世界级的制造商。中国铁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远远超出预期”。
2018年时,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宣布合并列车业务的计划。如果这项合并计划通过,其成立的新铁路巨头或将成为欧洲高铁和数据驱动信号业务上的垄断者。而该提案近日被欧盟明确否决。
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丁纯看来,西门子和阿尔斯通提出的合并做法,源于来自中国中车公司的竞争让其力不从心,反映出的则是欧洲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给欧洲带去了强烈的危机感。“因为他们发现,完全放开的市场竞争已经开始竞争不过了。”
压力下的“焦虑”
重压之下,欧洲国家开始“出招”。
2月初,德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通过国家适度干预重点工业领域,打造德国或欧洲的龙头企业,继续保持德国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
此后,法德两国公布“面向21世纪欧洲产业政策宣言”。同时联手推出组建汽车电池联合企业项目。
3月份,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理事会通过了针对外商投资的新审查框架。欧委会主席容克称,“通过利用新的审查制度,我们将更好地保证来自欧盟外的投资对本地有切实益处。”
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静看来,德国《国家产业战略2030》充满焦虑感。比如,德国人特别清楚,如果德国不在无人驾驶(当前美国领先)和电池(当前中国领先)这两个领域迎头赶上,该国将很快失去在汽车产业上的优势。“产业优势有个特点,一旦失去,极难再次夺回。后起的国家即便在设计、生产上具有‘后发优势’,在标准和规则上也将不得不听命于先行者。”
黄静进一步表示,欧洲人口仅占全球5%,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完全靠控制经济“制高点”而来。如果失去产业优势,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GDP总量和国际GDP排名,整个欧洲的社会稳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国际影响力都将受到影响。
欧洲国家要走“保护主义”的道路了吗?
德法一直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代表国家。但近期一系列保护本土产业的做法,是否意味着欧洲国家要走“保护主义”的道路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认为,欧洲国家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和美国的保护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德法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相对较多,虽然在合作方面设置了一些条件,但并没有像美国一样设置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那么,欧洲当前推行的措施能否如愿有效? “会有作用。”黄静认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向来不可小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的理论都由法、德的经济学家奠定,相关政策也有过成功的实施经验。因此,欧陆大国一旦认真行事,不可等闲视之。从已公布的文件看来,战略视野、政策目标、制度安排、资金投入都已基本齐备。
而从企业长远发展以及发展本国的角度来看,有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欠妥。
丁纯认为,保护只能是一时的,是一种被动措施,并不能真正起到发展本国的目的。在他看来,公平竞争可以刺激企业创新,如果一味依靠政治保护,使其不受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长久下去会失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白明也表示,“本来是有很好的合作空间,压缩之后看起来像是吃独食,实际上独食的碗会越来越小。”他认为,最好的保护应该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扬长避短,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实现共同发展,在合作中做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