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2019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正值春和日丽之时，全球经济却处在微妙时刻的重要时间关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与其同事蒋旭峰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在经历过去两年较强劲增长之后，2019年全球经济在短期内预计增长动能放缓。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微妙时刻，政策应在三大领域发力，以应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增长挑战。

　　微妙时刻全球经济呈现三大特征

　　记者：春季会议上，IMF发布了对全球经济的最新展望。IMF 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等众多财经官员、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媒体精英也在逾千个各类会议场合，共同研判当下全球经济的关键政策议题，商议最佳合作应对之策。IMF总裁拉加德亦表示，全球经济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林&蒋：IMF去年10月下调了2019年的全球增长预期，近期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下调，主要基于一些重要经济体的经济放缓、英国脱欧等多重不确定性。IMF最近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从今年1月的3.5%下调0.2个百分点至3.3%，但认为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提速，2020年预计增速为3.6%，和今年1月的预期持平。应该说，全球经济短期内的增长动能已经减弱。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增长最为强劲，对全球经济企稳扮演着重要作用。

　　记者：目前情况下，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哪些特征？

　　林&蒋：全球经济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全球经济短期内增长动能减弱，处于微妙时刻。尽管3.3%的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合理水平，但很多国家的经济前景极具挑战性，工业生产、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高频数据都显示2019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经济走缓是一种全球性趋势，占全球经济总量约70%的经济体今年增速预计都将放缓。

　　在此背景下，美联储近期转向更加耐心和灵活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也转向了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全球经济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反弹，但也容易受到诸多风险的冲击，这包括英国脱欧和影响范围更广泛的不确定性，诸如某些部门和国家的高债务、金融市场的不安情绪等。如果金融状况的收紧幅度超过预期，许多政府和公司的再融资和偿债能力可能受到严峻挑战，这也可能加剧汇率变动和金融市场调整。

　　其次，国际经济格局继续演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表现仍呈现不均衡性。从总体上来看，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速预计仍将延续自从2000年以来出现的趋势，继续大幅超过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增速预计为4.4%和4.8%，尽管比今年1月的预测都分别略低0.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的预计增速1.8%和1.7%。

　　同时，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不同经济体的表现也呈现不均衡态势。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尽管美国财政刺激效力逐渐减弱，但受益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增长，经济增长仍将超过欧元区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IMF预计美国今年经济增长为2.3%，比1月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明年预期增长1.9%，比今年1月的预测高0.1个百分点。然而，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为1.3%和1.5%，比今年1月的预测分别要低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其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今明两年增速预计为0.8% 和1.4%，比今年1月的预测分别要低0.5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同样，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主要经济体的增长也在出现分化。

　　再次，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下行风险和增长挑战并未消散。这些风险包括全球贸易摩擦、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全球债务高企和英国脱欧及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

　　全球经济四大风险未消散

　　记者：您能否详细分析一下下行风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林&蒋：目前看来，全球经济主要面临四大风险点：

　　一是贸易摩擦仍是一个重要风险源。如果贸易摩擦重新加剧并且伴随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给投资人造成焦虑情绪并冲击世界经济增长。IMF的研究发现，当前关税对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远大于过去，因为全球供应链在世界贸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供应链上下游的国家都会受到冲击。贸易战中没有赢家。世界贸易组织近期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下调至2.6%，2020年有望改善至增长3%，均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这一预测关键取决于贸易摩擦的缓和。

　　二是全球货币政策面临转向，金融领域风险不可忽视。在美联储带动下，主要中央银行目前采取更加耐心的货币正常化步伐，这些措施对放松金融状况起到支撑作用，并促进更多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但是，2018年第四季度的金融条件收紧持续时间过短，未能有效地延缓脆弱性的积累。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和欧元区评级较低的投资级债券（BBB）存量已经增加三倍，投机级信贷存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果出现严重经济下滑或金融条件急剧收紧，可能导致显著的信用风险重新定价，抑制负债企业的偿债能力。过去十年中，以广泛追踪新兴市场债券指数为基准的基金规模扩大了三倍，达到8000亿美元，基准指数驱动型投资者对全球金融条件变化则更加敏感。尽管欧元区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金融危机后已有提升，但如果主权债务和金融体系的交叉风险再度出现，银行业面临的压力会传导至企业和家庭，波及经济增长。此外，未来数年内，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房价也面临压力。综合上述因素，如果出现金融市场条件迅速收紧等不利局面，全球金融稳定将会遭受冲击。

　　三是全球债务仍居高不下，给财政政策带来挑战。在很多国家，公共和私人债务一直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点。 IMF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债务（包括公共和私人债务）已达到184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比2007年增加约60%，为全球GDP的两倍多。伴随金融条件收紧和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一些脆弱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或将上升。

　　四是英国脱欧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也可能使得全球经济的风险加剧。欧盟与英国近期同意延期脱欧最多6个月至今年10月底，为双方达成共识延长了窗口期，但这并非意味着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如果出现无协议脱欧，2021年英国的GDP或将受到下滑约3.5%的冲击，届时欧盟经济也会受到下滑0.5%的冲击。此外，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和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政策应对：筑牢“三道防线”

　　记者：全球经济确实处在微妙时刻，既有可能在有利因素的驱动下重振经济增长，也可能受风险因素影响转而下行。这种情况下，在政策方面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做好应对？

　　林&蒋：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微妙时刻，我们建议在以下三个领域做好政策应对。

　　第一，各国需要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合理政策组合，避免政策失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促进增长。

　　过去十年中，财政政策主要关注如何应对危机冲击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然而，当前全球面临一些重要的中长期结构性趋势，包括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财政政策也应适应这些大趋势，推动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各国需要更明智地运用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债务可持续性、社会目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美国等实际产出超过潜在水平的国家，或意大利等借款成本较高、融资需求较大的国家，或是阿根廷等确保市场融资很重要的国家，合理的对策是实施有利于增长的财政调整，缓解债务脆弱性和建立缓冲，以供经济严重下滑时调用。在德国等拥有财政空间而且面临经济急剧放缓风险的国家，有必要实施有限且高质量的财政刺激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发达经济体需要采取依赖数据与市场良好沟通的货币政策，避免市场过度反应，减缓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压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还需改善央行的独立性。

　　此外，各国都需要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包容性，发展中国家还需努力促进出口和经济多元化，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培训质量，夯实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础。

　　第二，全球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有积极扩展，但也需应对压力。

　　从积极方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监管议程帮助增强了全球银行体系，银行监管加强，广泛采用压力测试，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宏观审慎部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外汇储备也比2008年更加充裕。

　　从政策应对空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通过货币政策宽松来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空间远不如十年前。在财政政策方面，多个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扩张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此外，再次推出外部救助举措的可能性也在下降。

　　根据IMF的最新研究，在全球29个系统性重要经济体中，有几个重要经济体的主权债务、企业债、非银行金融等领域的脆弱性在增加。这就需要各国政策制定者在风险积累的领域采取广泛、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审慎应对债务风险，减少金融业和外部脆弱性。

　　第三，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应对多重全球性挑战。

　　当今世界一体化和互联化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挑战，而当前国际协同精神有所减退，一些国家的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促进自由贸易、提升金融监管、改善国际企业税收框架、改善收入和性别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增加债务透明度、应对腐败等议题都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各国需要采取行动，推进重要经济改革，提高经济韧性，改善中期增长前景，同时需要重建政策空间，以应对下一次可能的经济危机。各国需要推动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倡导多边主义，促进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包容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