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晋江鞋企来说，20世纪80年代堪称整个“造鞋运动”的起点。

　　集体性的创业行为，并非偶然。1983年10月，在新经济模式驱动下，后来的鳄莱特创始人林土秋创办洋埭鞋帽厂制造，在破旧的石头房子里敲出了首双运动鞋，第一年就赚到了8万块。

　　洋鞋帽厂的事迹，很快就在陈埭镇不胫而走。同年，靠种地捕鱼过活的丁建通，凑出2000元成立了361°最早前身——华丰鞋厂;1989年，许景南用拉板车攒下的钱创立丰登鞋厂，即后来的匹克，为晋江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繁荣埋下火种。

　　接下来的90年代，金莱克、露友、喜得龙、安踏、特步等3000多家鞋服厂在晋江这个弹丸小市相继崛起，数百亿级的运动鞋由此诞生。正是这批笃信“爱拼才会赢”的“草莽们”，将整个中国运动鞋市场，搅得天翻地覆。

　　但好景不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如同一记重拳，海外订单锐减，继续从事代加工还是发展自主品牌，成了摆在许多晋江鞋厂老板面前的难题，也拉开了日后两极化的序章。

　　1999年，安踏以“破局者”身份，砸下80万重金签下刚获得男子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孔令辉作为代言人，又豪掷300万在央视黄金段进行广告轰炸，销售额因此突破3亿大关。

　　眼看安踏一炮而红，隔岸观火的老乡们闻风而动。几乎前后脚，特步找到谢霆锋、喜得龙签了郭富城、金莱克瞄准王楠与张怡宁，德尔惠则在抢人大战中以“低姿态”揽得周杰伦，名声大噪。短短数月内，晋江迅速冒出1400多个品牌，遍地撒网式地找代言，CCTV-5一度被戏称为“晋江频道”。

　　进入2000年以后，申奥成功、男足出现、加入WTO……这些好消息如同一针针“强心剂”，刺激着晋江鞋企们不断狂奔。

　　2005年，鸿星尔克在新加坡率先上市;2007年，安踏登陆港交所，市值飙升至200亿港元，成为全球第五的体育品牌;2008年，特步于港交所上市，创始人丁水波身价直上50亿港元;2009年前后，喜得龙、匹克、361°等众多品牌扎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晋江鞋企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阶段的晋江品牌，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不但牢牢锁住了运动品牌市场上的中端席位，甚至拥有余力向更高端的层次蚕食。行情最火爆的时候，原本一年两次的春秋订货会，因供不应求，被紧急改成一年四次。

　　上市融资后，底气更足的晋江鞋企们开始加足马力扩张规模。2011年，特步门店从3000家上升至7596家;361°门店数从2008年的4632家，达到了2011年的7682家;匹克则在2009年6000家门店的基础上，用两年时间做到了近8000家。

　　同年，晋江经贸委发布一组傲人数据：制鞋业年产量占全国40%、世界20%，实现行业产值600亿。这个在1978年还在靠国家“救济”过活的贫困县，到经济发达、世界闻名的县级市，晋江逆袭只用了23年，成为中国鞋服行业不可逾越的神话。

　　巨轮不断向前，晋江的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继续以一种巨大的惯性迅速膨胀着，浑然不觉身下的暗潮汹涌，亦或者，更愿在成功的表象下自我麻醉。

　　王者跌落

　　登上抛物线的最高点后，下一秒便是陨落。

　　2008年奥运会带来的“体育热”仅仅持续了两年，形势便陡转直下，“短缺”变成了“过剩”，各大晋江体育品牌的库存已是天量，滞销困境成了压在头顶的大山，人人自危。

　　祸不单行，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及人民币升值，一连串打击接踵而至，资金链断裂、同质化严重、库存积压、国外大牌涌入、电商冲击……苦撑无果下，无数中小企业先行倒下。

　　率先通过上市把盘子做大的鞋企，同样在劫难逃。2011年，鸿星尔克因涉嫌财务造假在新加坡联交所停牌;于2014年辛苦挤进A股的贵人鸟，首年便上演业绩变脸，营收和净利润比上市前同比分别下降20%和26%，诺奇和鳄莱特的老板，在这一年不约而同选择了跑路;在2010年与2011年期间年营业额高达30多亿的金莱克亏损严重，只剩一息尚存;到2016年，361°净利润已跌至4亿元，匹克体育亦在同年退市;在2009年借壳上市，股价最高达到13.69美元的喜得龙在2017年5月9日宣布破产;2018年1月，德尔惠以6.36亿元负债黯然离场。

　　内忧外患下，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市场的瞬息万变固然加速了这一过程，但从头审视，晋江鞋企的衰败，更多还在于其自身因素。

　　1. 家族化现象普遍，管理混乱难壮大

　　早期的晋江鞋企，均起于“家庭联产、手工作坊”，家族观念重，排外性强，即便随后的几十年间，生意越做越火，但从根源处带来的影响却未能消失。

　　放在几十个人、日产十几双鞋的小鞋厂中，基本算不上问题，但当公司已成为销售过亿甚至几十亿的大企业时，缺乏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弊端就成了定时炸弹。

　　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晋江政府在2016年《晋江市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坦承，虽然体育产业企业超过5000家，但产值超过50亿元以上的企业少，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更是没有，普遍属于中小微企业，规模就是做不上去，更不愿引进职业经理人。

　　对于德尔惠的倒下，曾有资深员工斥其门店管理乱像，渠道老总不作为，完全没有做事的意识，无疑加剧了德尔惠的困境。

　　这一积弊在上市期间也尤为突出。由于家族运作，非极度信任之人无法染指，导致晋江鞋企资金复杂，账目灰色，令一众中介评估机构头疼不已。喜得龙就因财务未能通过审核，在公司IPO前十天突然终止上市，功亏一篑。

　　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往往是慢性毒药，就像不被注意的锈迹，即便是铁甲铸身，最终也会被侵蚀坍塌。

　　2. 浮于表象求规模，不思生变成弃子

　　晋江老板敢拼敢做，学习能力强，但在眼界格局上，却又委实局限，以至于屡屡输掉大好局面。

　　90年代便开始创立品牌的晋江鞋企，却长期甘于为阿迪和耐克做代工厂，直到1998年，才在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有所转变。但直到2004年，晋江市政府仍在斥资1800万元重奖创牌企业。

　　库存危机全面爆发前，晋江鞋企的日子过得颇为“安逸”。此前，晋江系的定位是“品牌批发公司”，只要将商品顺利交到经销商手里，就算销售完成，至于货卖的多与少、如何卖，一概不问，赚钱就好，渐渐形成致命的延误，最终在寒潮面前无力招架，哀鸿遍野。

　　在圈子里，“建更多的厂、开更多的店”是晋江老板们的惯性思维，企业间常年内斗不断，狠拼发展经销商、铺渠道的速度，当时甚至出了官方竞争排名，看谁能把谁比下去。

　　而彼时，市场正在发生巨变。过快的扩张反而使得行业集中度加剧，产品同质化严重，兼之国际体育品牌的平民化转变，竞争进入白热化。

　　面对消费升级带来的新需求，零售模式转型已是势在必行。但一些企业不仅没有着手零售变革，还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中，犯下战略性错误。2012年，鸿星尔克、贵人鸟等企业提出向生活休闲服饰转型，该品类的业务比例一度达到50%以上，然而快时尚行业的竞争更为残酷，企业的库存、现金流危机愈加恶劣。而特步直到2015年才开始转型，361°至今仍在探索途中，因此丧失大量机会。

　　3. 无视背后风险，攀比上市尝苦果

　　在2007年前，晋江仅有恒安、凤竹、七匹狼等5家上市公司，但随着2007年安踏香港上市，财富大增后，晋江鞋企上市之势一发不可收拾，企业上市与否，成为晋江企业家成功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更多企业并未遵从价值创造的规律，而是存在投机与攀比心理，财务造假、资本挪腾，甚至退市再转战其他市场等，是一些晋江企业间心照不宣的操作手法。

　　盲目上市的代价是惨痛的。为外界所不熟知的是，上市的融资成本非常高，融到的资金不会即时到账不说，为了粉饰财报，企业不仅需要补税，还需支付“策划公司”一笔费用，税费一般都在数千万到数亿元，包装费则在亿元级别。

　　本来势头不错的德尔惠，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急于上市拖垮了。财务造假、创始人变故、折戟IPO，前后近8年的时间，始终未能如愿的德尔惠公司在恶性循环下，品牌和业务一落千丈，资产被抵押拍卖，彻底关停。

　　余震仍在。2018年度，晋江系鞋企集体受到GMT公司的指控，其在报告中声称，中国16家体育用品上市公司中，近年已有9家被证明为“骗子”，而剩下的7家公司中，安踏、特步和361°的财务数据也与这些“骗子”公司间存在诸多相似，业界哗然。

　　上市再退市，晋江鞋企们以荣耀之姿登台，却以狼狈之态收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路在何方

　　从显露雏形到沥尽黄沙，目前的晋江鞋业，除却数家国内一线品牌占据体育品牌宝座外，曾经的晋江二三线运动品牌，如今基本已是全军覆没。而在国外巨头耐克、阿迪达斯的猛烈夹击下，洗牌仍在继续。

　　欣慰的是，在经历草莽式的狂奔、疯狂的上市、痛苦的转型后，重新出发的晋江制鞋业正在逆流突围，发力细分市场，从单一品类到多品类开花。

　　2009年，安踏以6亿港元收购意大利高端运动品牌FILA，目前其已成为安踏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17年中报显示，FILA的营收占比已达到安踏集团的20%。

　　除了品牌战略的国际化，产品升级也是一个新战略。近年来，贵人鸟在专业足球装备零售商、运动健身科技应用、电竞主播及职业战队经纪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投资布局。

　　在创新研发上，361°也正在迎头赶上，运动装备人因功效学研究中心、功能性运动装备研发中心在同行中极具代表性，甚至在生活方式和运动理念方面也开始进行挖掘研究。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切远未画上重点。中国体育产业仍有很大空间，浴火重生的晋江鞋企能否再造一个新的传奇，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