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南繁育种基地棉花田的小道旁，71岁的赵国忠腿脚利索地从农用三轮车上下来，一边穿好马甲，一边眯着眼睛向远处望。下午三点，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白晃晃的，让人睁不开眼。他要工作了。望着一朵朵雪白柔软的棉花，赵国忠喜笑颜开，嘴里轻轻念叨着：“太阳大点好，太阳大棉花长得好。”

　　三亚南繁育种基地的棉田里，赵国忠在采摘棉花样本。

　　与南繁院里其他“大神”，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甜瓜大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等中国著名农业专家相比，这位同被誉为“中国农业科学家代表”的“棉田老人”更显低调。他圆脸肤黑，稀稀疏疏的头发诉说着年岁的沧桑，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笑起来十分可爱。如果不是南繁院专家风采墙上挂有他的照片，怎么看都只不过是你我身边亲切和蔼的邻家爷爷。

　　但他早已硕果累累，荣誉上身。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津贴，先后主持育成14个省级以上审定棉花新品种，其中6个通过国家级审定。至今，由他主持育成的种子已经创造出50多亿元的社会效益，棉花种植户称他为“财神”，同行视他为良师益友、理想的合作伙伴。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他的成就——应该是温暖。一种从身体到心灵的温暖。

　　1950年4月，赵国忠出生在一个追求吃饱穿暖的年代。“早时候的棉花很脆，纺织质量不好。”2021年3月，赵国忠站在三亚的棉田中，回想起年少时在太行山脚立下的“让所有人穿暖”的愿望。他做到了。

　　成就辉煌的背后，总有一条坎坷之路。赵国忠也不例外。1971年，从石家庄地区农校毕业的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自此与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石家庄是北方棉花的主产区之一，但棉花产量长期低而不稳，在第一个本土品种培育出来之前，全区平均亩产不过27公斤左右，农户种植不赚钱，直接导致了原料供应不稳定。”赵国忠表示，为了增加产量，培育优种，加快育种速度，1977年，他开始来到海南参与加代繁育，业内称作“南繁”。

　　自参与“南繁”起，他就像候鸟追着太阳，每年背着一个大蛇皮袋，转乘好几天的火车，辗转石家庄和三亚两地。

　　“先从石家庄坐火车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到湛江，接着从湛江坐汽车到海安，在海安乘轮渡过海到海口，再从海口坐汽车到三亚，从三亚坐汽车到崖州南滨农场的南繁试验田。”虽已过去多年，每当谈起早年间从河北石家庄到海南南繁基地所经路线，赵国忠依旧历历在目。

　　“那时从河北带来的培育的种子，只能自己随身带，用一个大的蛇皮袋，揣着就上火车了。”赵国忠介绍，一个装种子用的蛇皮袋、一杆小秤、一把木尺、一根扁担、几件换洗衣物，就是他的全部行头。那根扁担陪伴他走过了最初十年“南繁”时光。他说，担肥，担棉，担种，全靠它。

　　“那时，要把棉种运回石家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赵国忠说，他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4月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的经历。他带着棉种坐在货车车斗里，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坡陡路窄，要经过八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车斗里晃来晃去，他拿着扁担用力顶着棉包，努力不让棉包压住自己，好几次差点在急转弯时抓不稳被甩出车外。每包棉种重达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时，赵国忠把棉种卸下来一包一包地过磅，再一包一包地搬到火车站的站台上。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倒在站台，“感觉眼前的世界都在转动”，赵国忠说，直到那时，他才惊觉自己快一天滴水未进了。

　　不光路迢且阻，早年的“南繁”环境也多艰苦。他租住在一间茅草房里，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蚊蚁爬虫睡在一起，“我最怕的就是蛇，却总遇到蛇。”赵国忠笑着说。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赵国忠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国忠主持育成的高产优质棉花新品种“冀棉8号”，在20多年的品种竞赛中产量始终位居榜首，更一举打破了北方棉区单产不超过150公斤大关的纪录，出现了大面积超150公斤的奇迹，最高亩产达176公斤。

　　千禧年代，赵国忠课题组与中科院遗传所合作，经过十余年选育成功被称为我国棉花育种第三个里程碑的“石远321”，获得中国科学院技术发明特等奖。

　　苦中作乐苦亦甘。“有趣的事也不少。记得有一次，在从三亚返回河北的途中，在火车站睡着了，警察看我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还背着一个大袋子，以为是个‘盲流’，要不是我身上带着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可能就要被带走了。”赵国忠笑着说，这段经历，就像是“南繁”这一路的缩影，一路勤勤恳恳，偶遇困难，终获肯定。

　　为了育成棉种，他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就连春节和家人一起团聚的时光也寥寥无几。他是女儿日记里“不亲女儿只爱棉花”的爸爸，是对母亲抱有愧疚的孩子，却是全国棉农心目中的英雄。

　　赵国忠用珍贵的青春岁月探索着棉花育种的奥秘，44年的“南繁之路”，他曾行走于生死边缘，经历过迷惘与伤痛，遭受过困苦与饥寒，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痴心”。

　　每当有人问及他想何时退休，赵国忠总是笑着说道：“我也没啥爱好，退不退休无所谓，只要能培育出更多的好品种，为棉农的钱袋里增加一些实惠，我也就幸福了。

　　“我会干到走不动为止。”如今，这位古稀之年的“国家宝藏”还奋斗在“南繁之路”上，义无反顾地朝着他年少时的梦想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