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五年，在安全与发展两大主线中，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要也必须要呈现“六高特征”，才能在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安全发展目标。

　　2022年末，中国既要谋划新冠疫情后的调整与发展，也要应对不断增大的外部遏制与深刻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此复杂背景下，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逐步调整为安全与发展并重。

　　展望未来五年，在安全与发展两大主线中，中国经济与社会将要也必须要呈现“六高特征”，才能在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安全发展目标。这“六高”特征是：消费高度倾向国产化、产业高度谋求自主化、运行高度使用数字化、用能高度转向清洁化、经济高度推行市场化、贸易高度体现人民币化。这“六高特征”之间并不是孤立或分割的，其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共同支撑着未来五年中国的安全与发展。

　　消费高度倾向国产化

　　在中国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以及中国居民收入提高的前提下，中产阶级的比例势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消费的广度与深度均将不断拓展。消费升级将成为未来五年消费市场的主线，一方面是现有消费品品质与功能需求的改善，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新的高端消费与服务需求增加。这些为中国实施以“国内大循环”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主的消费导向奠定了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在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对国产商品的需求偏好增大也将进一步凸现。一方面，这是由于美西方对中国持续地打压，促使中国社会的民族消费心理增强，消费偏好加速向国产品牌靠拢。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国产品牌的质量迅速提升，已经接近、达到甚至部分超越国外品牌。国产商品的性价比明显提升，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为国内大循环与统一大市场提供了供给侧支撑。

　　从主流消费品需求表现看，除高端硬件商品（包括家电、手机、笔记本电脑、消费电子以及汽车等）的国产化率将进一步提升之外，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品牌在中高端食品、酒店、化妆品等领域也将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品牌并不断抢占国内市场份额。这一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创造出额外的增长空间。同时，经过大规模的市场竞争磨炼，中国品牌将会更好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与海外市场拓展。

　　产业高度谋求自主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和美西方构成的全球产业分工框架不断变化——中国从长期从事中低端生产转变为逐步向高精产业跃升。在此情况下，美西方为保住自身在全球高精产业的领导地位，将越发动用不正当手段来打压中国技术进步和崛起。

　　未来的经济形态将以数字经济为主体，而数字经济的高精产业主要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的高端设计与制造能力。因此，围绕集成电路产业的高端设计与制造能力是美西方遏制中国的主要领域，而且随着中国在这方面技术的不断突破，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将表现得越发明显与无底线。

　　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中国唯有走加速国产替代道路，才能不断提升集成电路产业的高端设计与制造能力，才能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发展。未来五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端设计与制造的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这将能更大程度保障中国生产出中高端消费电子产品与工业高端装备等，为稳固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核心地位提供产业支撑。

　　运行高度使用数字化

　　相比美西方，中国要能够实现换道超车，核心就是以数字经济提升效率来赶超对手。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以及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并在疫情中转危为机，形成了全球最大与最发达的线上消费市场，进而拓展到海外，深刻影响了全球线上消费与贸易格局。二是以行政力量驱动的政府部门开展大规模数字化改革，通过数字化技术不断提升政府运行效率和加强社会的治理能力，为全球政府运行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发展模板。

　　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中国消费领域的数字化以及政府治理领域的数字化将逐步向实体经济以及产业经济拓展。如果这方面拓展顺利实现，中国的数字化将全面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有助于整个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竞争力的加强。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算力势必将上升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对科技进步、提高效率与降低成本都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算力也将成为继“财力”“人力”“物力”等竞争力指标之外一项越来越关键的竞争力标准。未来五年，美西方在此方面对中国的遏制也将更加明显与激烈，中国必须要早作准备与应对。

　　还需要强调的是，未来数字化程度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大量信息更容易泄露与受到外部攻击，数据安全风险也将更加凸显。可以预见，数据安全将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用能高度转向清洁化

　　中国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为此，未来五年将是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最为关键的时期。可以预见将出现两个趋势，一是中国将更大规模开发清洁能源，尤其是太阳能(6.900, 0.11, 1.62%)与风能等，以减少碳排放，“西电东送”的格局将更加凸显。二是中国将着力提升现有能源使用效率，这是当前最容易被忽视的领域，但从传统能源充分挖掘潜力将有助于切实降低碳排放。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趋势不仅涉及减排与清洁能源问题，更涉及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通过开发本地清洁能源与提升用能效率，中国将部分减少对通过马六甲进口原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因为相对美西方，中国历来在海权方面不占优势，更容易受到海上封锁与攻击。我们致力于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有助于恢复与增强汉唐以来在欧亚大陆的“陆权”影响力，为中国增加从俄罗斯与中亚输入能源的规模，进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需要强调的是，能源清洁化与双碳目标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面临的“碳天花板”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美国为6.9万美元），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5万美元（美国达到10万美元）。如果中国在2030年碳达峰，意味着届时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人均收入与人均能源消费在2030年之后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但届时中国依靠增加碳排放来推动增长的模式将无以为继。

　　有鉴于此，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同时是中国必须要成功切换到依赖清洁能源，且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的新发展轨道。只有这样，中国在2030年之后的发展才不至于受到碳达峰的限制，才有后劲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继续缩小与美西方的差距。然而，未来需要的技术突破既紧迫又十分艰巨。为此，应加快攻关提升清洁能源开发效率与提高用能效率，布局调整适应双碳目标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高度推行市场化

　　建设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是党和国家长期追求的关键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继续改善的潜力和空间。从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说，其要求参与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地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之下，国有经济在资源获取、资金支持等方面相对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有明显优势。两者的竞争处于不同的起跑线，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在资源和竞争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信心与投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有鉴于此，未来势必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充分市场化，平等对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这是党和国家反复强调的调整方向，也是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政策发力方向。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这方面也必须要取得更为实质性的突破，破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这将产生出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与作用。一方面，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因此，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措施来确保一视同仁对待民营经济，可以激发技术创新、社会投资与就业。因此，重视发展民营经济，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行为，更关乎国家技术进步、就业安全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保护与激发民营经济也有助于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自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到达高点后，中国实际GDP和潜在增长率均处于逐步下降阶段。新冠疫情之前，全球主要研究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疫情后一些国际机构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速。

　　不论各个机构预测观点如何变化，一个不变的共识是中国经济将逐步减速。我们认为，解除对民营经济的束缚，使其能够获得完全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充分激发其信心和投资积极性，将明显提升其活力与首创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望提升一个百分点左右。这对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以及在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未来进一步的高度市场化以及激发民营经济信心将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不二选择。

　　贸易高度体现人民币化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最大影响力和竞争力之一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占据核心地位，拥有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全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为全球提供大规模高性价比的商品与基建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与半制成品，对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制造在质量与技术上不断跃升，中国商品与基建服务的性价比还将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的份额有望继续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与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初步预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全球的比重将从2021年的13.5%升至2027年的15.5%。

　　然而，与中国在全球庞大的贸易份额相比，作为中国商品货币媒介的人民币在全球的份额相对较小。可以预见，未来五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国影响下的全球新格局重塑需要体现中国元素与维护中国正当利益，尤其是人民币必须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在能源方面有着长期巨量需求。因此，从国家安全与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必须逐步摆脱现有以石油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能源定价与交易体系。另一方面，巨额的中国商品贸易越来越需要人民币定价而非美元定价。

　　因此，未来五年，中国对外贸易将进一步人民币化，有助于形成以人民币为载体的全球贸易交易体系，并逐步构建从商品人民币到石油人民币再到金融人民币的闭环系统。这些不仅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更好匹配中国经济实力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为应对美西方在贸易与金融等领域极限打压中国打造备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