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出口额增加4531亿美元，进口额增加5561亿美元，两者相比产生贸易逆差1030亿美元，增幅达到12.2%。受到年度进出口量提升的影响，至2022年美国出口总量叠加至3.01万亿美元，进口总量叠加至3.96万亿美元，最终美国贸易逆差总量达到9481亿美元，抵达历史最高水位。

　　从年度逆差推升因素看，通货膨胀尤其是原油价格盘踞高位对美国逆差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直接发酵作用。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通胀升至40年的新高，其中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虽出现小幅收跌，但依旧高居于80美元/桶左右，而当年，美国原油（含燃料油）出口仅增加75亿美元，原油及其他石油产品进口却增加了777亿美元。另一方面，被新冠疫情、地缘政治所破坏的全球供应链在2022年出现修复与重建趋势，但发展预期仍不十分明朗，为防止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再现，美国零售商抓紧补充库存，从而拉动了进口；再者，2022年美元升涨8.2%，展现出的购买力显著增强，同时全球通胀提升了人们的未来消费预期，美国国内消费者借美元升势进行扩大消费与提前购物的行为获得刺激，而与此同时，美元上涨也提高了美国出口产品价格，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周期性走弱，两相对比，进口大于出口就成为必然。

　　只是值得思考的是，美国进出口逆差绝对不是一个临时性或者短期性的贸易生态，从首发至今已经持续了51年之久，期间除了1973年和1975年两年外，其余年份都出现了贸易赤字，且逆差规模逐渐扩大，而唯一不同的是导致逆差的阶段性原因千差万别，且前一年度逆差的作用力到了下一年度可能荡然无存，甚至反转为美国贸易出口的推动力，因此，从年度时间窗口观察美国贸易逆差的根由也只能得到不同的碎片化答案，试图获得更具实质和更为完整的因果之解，恐怕必须深入到国际化分工背景、全球货币化场景以及特定的经济运动情景中去仔细求证。

　　首先，任何一国对外贸易都是在国际分工网络中展开的，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产业在全球化配置中失衡的重要镜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不仅带来了产业资源在空间地域上的位移，如大量制造业从最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而且引起了产品之间的深度裂变与重新嫁接，如诸多产品的生产链构成了发达国家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同时发展中国家则承担生产制造，而在这种分工矩阵的重组中，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产业结构所接受到的洗礼最为深刻，其中不仅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等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而且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钢铁业、汽车业以及电子产品等也逐步向国外转移，由此带来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断层，自我供给不足的情形下，美国从此走上货物进口的依赖之路，贸易数值也愈来愈朝着出口赤字日益放大的方向倾斜。

　　为了防止“制造业空洞化”所产生的国内供求更严重的失衡，近年来美国政府加大了海外制造业向国内重新聚集的政策导引力度，只是美国国内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以及不菲的土地要素供给成本等客观上抑制了制造业回归的增量效果，市场总供给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产业国际性流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更多的企业不得已寻求在相对安全或者风险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并通过本土化、绿地化方式实现深度融合，以有效规避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这样，那些被美国限制或者阻击的重点国家最终对美提供的出口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中国为例，去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7.2%，其中制造业领域投资增长22.4%，占比近两成，这些看上去并非在中国本土的制造企业，其实所形成的出口增量也都会记于中国贸易账下，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的来源国多年没有移动就是源于这个道理。由此不难发现，美国贸易逆差的经久难逆且日益放大，其实就是全球产业不断分工洗牌的直接结果。

　　其次，任何一国的对外贸易都是在特定的国内经济模式中发生的，美国贸易逆差反射出了其国内储蓄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双重失衡真相。就美国而言，“高消费低储蓄”乃其典型的经济结构特征，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自1965年达到24.9%的最高点后，美国储蓄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就进入不断下降的通道，目前3.3%的储蓄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与此同时，美国人均高收入水平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与其相提并论，美国政府也一直在鼓励低储蓄和借钱消费，超过80%并居主要西方国家之首的美国消费率至今没有任何改变。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即只要消费超过储蓄的力量存在，就必然形成对进口的持续强力拉动，由储蓄赤字而产生的贸易赤字也得以显化与固化。

　　从经济学上讲，储蓄可以转化为消费（S-C），也可转化为投资（S-I），而且在储蓄转化结果上消费与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即在消费占有更多储蓄资源的前提下，必然出现储蓄-投资的失衡，于是，作为经济前行重要马车的投资就严肃地摆在了美国政府面前，也由此衍生出了一个重要的逻辑话题——举债融资，而在国内借款所能满足投资需求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便走上向海外国家筹款的不归之路，财政赤字也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X-M）=（S-I）+（T-G）（X为出口，M为进口，S为私人储蓄，I为私人投资，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将等式变形即可得到：财政赤字+储蓄赤字=贸易赤字，看得出，如同储蓄赤字催生了贸易赤字那样，财政赤字也可为贸易赤字输血供氧，储蓄赤字与财政赤字联袂组成了贸易赤字的左膀右臂。

　　第三，任何一国的对外贸易都是以货币交换为媒介，美国贸易逆差折射出的是美元与非美货币之间绝对失衡的具象。扫描全球，美元不仅是国际贸易结算与汇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资与融资的最核心货币，同时还是各国重要的储备性资产，并且美元能够全球自由流动，比较而言，任何一只非美货币无论是普及认可程度还是作为媒介的交易支付的可及性以及作为储备资产的公信力都要逊色很多，并且不少还需要美元进行背书，也正是仰仗着本币的不可一世，美国才可以对外任性发债；虽然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了不少，形式上代表着美国财富面值的损失，但同时让产品出口国持有更多美元等于就是增大其采购美债的能力，进而支持美国顺畅发行国债并令美元回流至国内，期间美国付出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美元印刷费，而收获到了更多的出口国廉价的商品，同时美元回流也让美国贸易逆差具有可持续性与非风险性，更使美国贸易逆差获得了系统增长的倾向。

　　动态地观察，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美元霸权史的映射，或者说美元霸权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制度性基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分界线，之前长达百年中美国一直以贸易顺差示人，但自1971年美国出现了1.52亿美元的首次贸易逆差后便至今持续只增不减。作为一段金融历史的留存，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发行美元的行为受到不小约束，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脱离黄金进入自由状态，代表美国可以根据自己所需随意发行美元和创造信用，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削弱，还与石油捆绑，形成“石油美元”，并开始影响着大宗商品价格，最终，美元“一币独大”的霸主地位不仅让美国对外举债变得肆无忌惮，也持续而有效支持了美国成功挽回因贸易逆差而产生的“损失”，由此也出现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与美元霸权伸展在时间上同步的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