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叹，如今被越来越频繁地运用到“80后”、“90后”工人身上。作为对比参照的群体正是建国初期老一辈纺织服装工人。他们在生产一线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写下了那个年代的光辉印记。

　　实际上，需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不同历史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两代纺织服装工人所经历的种种变迁，正是这个群体背后越来越清晰的职业诉求与理想。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纺织服装企业新招聘的工人以“80后”、“90后”为主，约占70%。相比老一代，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选择条件。

　　“候鸟”90后
　　
　　等到这个月底拿到工资，张倩就决定打包回江西老家了。三年来，她一直在珠三角各个大小服装工厂之间迁徙，工作时间最长的也就半年。一眨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张倩坦言，她其实并不开心，外面根本没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今年19岁，1990年出生的。就是大家说的90后。老家是江西那边的，初中毕业就和表姐一起过来打工了。现在是服装厂里流水线的一名工人。”张倩以这样的开场与记者开始了视频对话。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王文刚刚下班，然后找了一家工厂附近的网吧接受采访。

　　辛苦、寂寞、烦恼几乎构成了张倩的全部生活。“基本上每天做10个小时活，下班就回集体宿舍，每个礼拜有休息一天。”最令她气愤的是，现在的工厂本地工友较多且有些排外。“刚到这个厂子的时候，有一次去食堂已经很晚了，我就想跟本地的几个工友一起挤挤。过去之后她们很不情愿地给我让了个位子。后来听另外的工友说，广东人基本上看不起外来人。可这都什么年代了，同样是一个厂打工的，凭什么我要被看不起？”

　　而这仅仅是张倩三年打工生涯所遭遇的事件之一。在她的记忆里，类似这样的不如意非常多。比如，以前在东莞一家制衣厂上班，企业在招工时承诺月薪多少多少，但实际到手的却远没有那么多。还有去年在佛山某内衣厂工作时，车间主管经常会找各种理由扣钱，“迟到1分钟罚1元钱，迟到10分钟就算旷工，请假请不了，3天不上班就算自动离厂，工资都很难要回。”

　　“我经常会想到真不该这么早就出来上班的。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想着早点出来挣钱，不听父母唠叨，可是现在，又特别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候。”张倩说，这次回江西去，主要想找个学院读书，两三年后再出来找工作，她说：“我现在还年轻，机会很多，也不想一辈子做工人。”

《候鸟》是张倩最近常听的一首歌。她尤其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鸟，一生注定随着季节的转变，南来北往，四处为家。它们一生飘荡，不畏路途遥远地飞着。无非只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大家都叫它候鸟，我们则称它为希望。

　　60年情结

　　2009年的最后一天，78岁的王永贤戴上帽子下楼去超市买菜。走到小区门口时，她静静地在寒风中矗立了5分钟。一年前，小区对面的废墟还能见着正在拆迁的老厂房，如今这里已经被华润橡树湾高级住宅取代。

　　在贾樟柯执导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通过三代“厂花”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有工厂的断代史。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工业园区，而老厂土地成为了新开发的楼盘。同样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北京清河毛纺厂。这个曾发源于“洋务运动”、历经百年辉煌与沧桑的企业，如今和许多老牌纺织企业一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尽管它的老员工对这个工厂都怀有一种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情结。

　　往事成追忆，一切熟悉而又陌生。说起当年进厂时的情景，王永贤至今仍回味无穷。“我是1951年进的厂，1980年才离开。那个时候要进纺织厂，比现在考公务员都难。”经过笔试、口试两轮考核后，王永贤被录取了。报到那天她乐坏了，大厂房、大食堂、大方桌，气派而现代。由于个子和纱车高度匹配，王永贤后来被分到了细纱车间，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而和很多纺织女工一样，她的身体也落下了一些小毛病：右腿膝盖因为长期顶纱车变形，无法伸直。

　　在清河毛纺厂工作近三十年里，王永贤经历过不少记忆深刻的事，那是她闪烁着光芒的青春与岁月。最自豪的是月工资16元，8元捐给抗美援朝，一捐就是两年。最乐的事是义务劳动也搞比拼。自己的活干完了，还去其他车间义务劳动。从凌晨一点到三点，劳动两个小时，义务劳动小组搞比拼，看哪个小组干得活质量高、产量大。“那时，干起活来有劲也有乐趣。”

　　那个国门刚刚开放的年代，“纺织女工”还是时尚与身份的象征。她记得，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工们，穿起裙子来争丽夺艳，一到下班时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工像成群的蝴蝶，从厂门口飘出来，对面是头发梳得油亮已经等候多时的男生，这耀眼的场面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当年的机器轰鸣变换成历史的回音，对于这个届满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这是美好又伤感的回忆。如今，当看到在原厂址上拔地而起的华润橡树湾，王永贤说：“好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就要消失了。”

　　采访札记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纺织服装产业的贡献。建国初期，一群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一线生产，那种壮观场面镌刻了这批纺织工人如何支撑起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个群体豪迈、进取、无畏，争做劳动模范，尽显优秀本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结构逐步调整，民营企业开始占据纺织服装行业的主导地位。在不少地方，纺织服装女工似乎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昂头挺胸。正是如此明显的落差和矛盾，造成了今日纺织服装工人的集体语境缺失与种种不平衡感。与王永贤这一辈人只要恪尽职守、倾尽心力，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肯定和社会声誉不同的是，张倩所面临的现实和人生选择显然要复杂得多。

　　“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上生产线啊，嫌累，嫌不自由。”由于新生代的务工者表现出与他们前辈不一样的特质。不少企业管理者大呼——“90后工人没法管”，“他们喜欢玩，更在意自己的私人生活。”然而，在这个略显喧嚣的时代，有多少管理者能理解90后的迷茫与需求？又有多少人能领会他们在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付出的代价？

　　通常，企业招工时一般提出岗位要求“吃苦耐劳”的前提，而忽视员工自身发展的诉求。从这个层面来说，随意给“90后”冠上“垮掉的一代”标签，或许有些武断。从王永贤与张倩两代工人代表的感受可以看出：虽然时代不同、遭遇迥异，但王永贤与张倩仍有一些共同点：将自己的青春时光留在了乏味枯燥的流水线。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仍不放弃希望。

　　事实上，在英、日等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都出现过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多数人经过培训再次就业的情景。这是产业升级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带来的职业变更是长期存在的。如何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重视每个基层工人的力量，积极引导她们认识自己的价值，帮助她们学习技术知识、自我发展，是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提高几代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