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实施以来，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如今，这部法律已实施两年，其效果到底如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其调查的数据给予了解答。

　　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　社会保险参保率仍低

　　2009年4月，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对珠三角纺织企业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地域包括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中山五地。调查显示，2008年，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4.3％，2007年为62％。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上述地区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上升了32.3％。这清晰地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大大增加了，且大多数工人与企业负责人均认为签订劳动合同很重要。

　　调查发现，劳动合同签订率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一方态度变化，企业负责人开始将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自我防卫的手段。这说明《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罚则发生了效果。

　　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宁波、绍兴、河南等7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劳动合同签订率总体较好，大约为72％。但是和劳动合同相关的一系列劳动权利，比如保险参保率，并不理想。调查表明，没参加医疗保险的占55％。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占71％，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占83％；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占64％。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上来看，《劳动合同法》颁布两周年，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没有明显的改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爱玉说。

　　企业违法成本加大　新人求职机会降低

　　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劳动部门的监察力度确有增加。多数企业负责人认为“比以前管的严了”，但访谈中也有企业负责人称，劳动部门“主要是为了罚款，罚完就不管你了”。

　　但调查同时也表明，新法赋予了劳动部门更多职权，同时也扩大了其寻租空间。

　　《劳动合同法》详细列出劳动者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员工不告而别的情况剧增，这使得企业对工人进行培训的投资动力不足，许多企业缩减培训以减少员工跳槽带来的损失。这代表着熟练工人的身价进一步提高，而新工人的求职机会在降低。

　　为了留住熟练工，部分厂家采取了加薪计划，用定期加薪的方式挽留熟练工人及技术工人。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许多加薪计划难以执行。

　　调查发现，一些企业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中的违约金／保证金条款，向员工收取“培训费”。具体做法是，每月工资由工厂扣除一部分“代还”培训费，工人与工厂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将培训费退回给工人。工人若提前解除合同，则培训费不再退还。“这里的培训费实际上充当了保证金的功能。”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研究员夏楠说。

　　调查中，一些企业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者随意解除合同的情况增加了，虽然该法规定行使任意解除权的程序要有30天预告期，而且“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大量使用流动人员的用人单位来说，员工不辞而别之后根本找不到人，更别说要求赔偿。故而，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而言，《劳动合同法》对其没有任何硬性约束力，是否履约完全取决于其道德品质。

　　《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许多学者认为这部法律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执行，其主要理由是这部法律刚性太强，不合实际，将受到强烈的反弹，夏楠也曾“抱有这样的成见”。但通过这次调查，夏楠认为，“总的来说，劳动合同法在珠三角地区确有一定的实施力度，并不如此前我们想象的那样形同空文”。

　　“1994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各种劳动政策法规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而《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产生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叠加的效应，而效应的大小，又与所处的产业与地域执行情况相关。客观而言，《劳动合同法》本身直接增加的用工成本并不多，但其可能导致企业用工风险的上升。而对用工风险的评估，必须具体到产业、地域，并结合工资、社保等配套制度进行综合评判，任何关于《劳动合同法》利弊的整体性评价，都是草率和不当的。”夏楠说。

　　劳动者维权意识觉醒 　劳动争议案件井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劳动争议案件呈高发态势。从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一些地区劳动争议案件趋于缓和，但是数量依然很高。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1995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只有3万多件，而在2006年则达到31万多件。之后更是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35万件。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2008年激增到69万多件，增加近50％。而据最高法院的统计数字，2008年全国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

　　到了2009年，劳动部门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小幅下降，但仍居高不下。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51.9万件，同比下降0．2％，当期审结案件49.6万件，同比上升14％，当期结案率为95.6％。

　　而全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则在2009年呈井喷态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近17万件，同比增长30％。有些地域出现了激增，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达41.63％、50.32％和 159.61％。

　　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劳动争议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许多企业和行业因出口锐减经营困难，持续亏损，有的企业停业、破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追索基本工资、加班费等劳动报酬产生的矛盾日趋突出。另外，《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鼓励了劳动者利用法律的渠道解决劳动纠纷。

　　“案件的增多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这表明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觉醒了。”叶静漪说。

　　《劳动合同法》遇上金融危机 　劳动者胜诉难度加大

　　叶静漪说，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多方主体参与劳动纠纷机制正在形成，劳动、工会、法院三家配合增多。比如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这些地方形成多方联动机制，对及时解决劳动纠纷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她同时指出，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胜诉率降低了，原来80％（劳动争议案件）是劳动者能赢，但是这两年差不多只有一半左右。她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现在劳动争议案件比过去复杂。过去的劳动争议纠纷大多集中在工伤赔偿及劳动报酬给付方面，但目前大量出现了要求办理社会保险或退休手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求同工同酬给付工资及福利待遇，确认辞退开除决定无效并恢复工作等新情况。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为保障经济发展，对事实劳动关系以及加班、欠薪和工伤等问题的认定偏向于企业，压低劳动者的诉求。同时，劳资双方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有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叶静漪说，有些地方为了统一审判和仲裁口径，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实施办法和内部规定，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2009］73号）21条，“错误地解释了《劳动合同法》”。

　　有鉴于此，最高法院于2009年7月下发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既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法院既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又要充分考虑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发挥法院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应对危机的作用。

　　叶静漪说，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体现出组织性、地域性、集体性的特征，群体性劳动争议逐渐增多。由于争议对抗性强，调处难度大，一些劳动者以上访代替诉讼，“这是值得警惕的”。

　　而劳动者维权的最大障碍仍在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许多劳动者是有劳动没关系。很多案件是侵权性的，例如拖欠工资、社保、工伤赔偿等，没有劳动合同都很难主张权益。”叶静漪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认为，《劳动合同法》不能仅是停留在墙上、纸上，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组织性力量，例如工会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他认为，目前中国基层工会在劳动保护方面作为较小，如何摆脱工会的单位依附性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